唐朝是中国历朝历代当中最繁荣强盛的朝代。唐朝初期，即公元七世纪是征服与远征的时代。为了开通、巩固东西方通商贸易的通道，确立东西方商贸往来的经济新秩序，唐朝先后平定了各地的叛乱。在东面，平定了渤海国（辽东半岛）、高句丽（朝鲜半岛），及时常骚扰蒙古草原的东突厥各部。在西面，降服了西突厥，平息了西突厥制造的种种骚乱，收复了中亚失地。在南面，加强了对印支半岛及东南亚的统治，从而带动并活跃了内地南部各省份的经济发展。

    随着大唐的版图及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公元八世纪，经过一百多年的全速发展，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都市林立，已处巅峰。为扩大自己的影响而精心做好了一切准备。

    大唐先在国内大力改革金融体系、货币制度，从而建立了一个适于对外贸易的经济体系。在加快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使自己具备了对外大规模出口贸易的可能性。

   “要通商，先通路”自古至今都是如此，因此，大唐建国初期，就把平定骚乱、疏通交通线路放在首要位置。大唐与西方进行贸易往来的途径有陆路和海路。与汉代相比大唐首次将海路作为与海外交流的交通线路。大唐对海路的确立起初是因为北部沿海交通，由朝廷授权与新罗人（朝鲜半岛南部）来掌管。新罗奉命对北部沿海交通进行治理，并开辟了黄海至山东半岛沿岸的海上交通路。当时，新罗人允许日本商船使用这条新辟海路，前往大唐。然而到了公元七世纪末期，由于新罗与日本敌对，大唐不能再利用此条线路前往日本。于是，朝廷又不得不再度开辟一条从淮河或长江口，杭州湾或泉州至日本的长崎、大阪的新线路。但与新罗人开辟的黄海线相比，这条海路海况复杂，航行中时常伴随翻、沉的危险。

    与黄海路不同，位于南方的广东，作为联结内地至南亚及西方海上交通的起点，它受季风的影响非常严重，大唐开往西方的船队多数是在刮东北风之前的秋末至隆冬出航。与此相反，开往大唐的波斯船队大都选择在九、十月间从巴士拉港（Basra）、设拉子港（Shiraz）出航，乘东北风横渡印度洋；再于六月间，乘西南季节风从马来半岛（Malaya）进入南中国海。

    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的两百多年中，大唐国富民强，而海上交通也极其顺畅。一时间，印度洋上来来往往的商船络绎不绝。自伊斯兰帝国首都从靠近地中海的大马土革迁到位于汇入波斯湾的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达城后，海上贸易越来越兴隆。作为当时离巴格达（Baghdad）最近的贸易港口，巴士拉地理位置优势，但它的港口是浅水港，无法停泊大型商船，故波斯湾东岸的设拉子港成了商贸中心。与巴士拉的情况不同，设拉子的居民不是阿拉伯人而是波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