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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上的磨难
徐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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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他一生航海40年,经历过无数次风浪,但是让他终生难忘的则是最后一次航海。在这次航海中,由于主机大轴出现了问题,船舶在广袤的太平洋上随波漂流了整整30天。其间,漂流航线上出现了一座大岛,船即将与之相撞,大家的生命悬在了一线之间…… 1995年春节前夕,我离开了打了40年交道的远洋船,退休了。正当我庆幸自己能一生平安地到达“彼岸”时,一家航运公司出高薪聘请我做指导船长,帮助一位缺少远洋经验的船长远航秘鲁。根据劳务公司介绍:此船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船籍,德国制造,设备好,船员年轻。由于该船正在修理,公司让我在家等候,听命出发。 “病”船、新人仓促出航 等了约一个月,1995年的元宵节时,命令来了,让我去报到。由于马上就要出航,我一到船厂就上船察看。可是,映入我眼帘的是,船上到处杂乱无章,验船师正在对年轻的船长大发脾气:“你们进厂十几天,不见动静,现在大年过好了,想到修船啦!”看到舱盖漏水像瀑布,验船师怒气冲冲地走了。这哪像第二天就要出发的船呀! 我问船东代表为何不早叫我来,修船可比开船还重要呀!他的解释是:“可能是人事部门为了节省一个月的指导船长工资吧!”听罢这话,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可是一家不大懂行的公司,当时就想与那验船师一样,一走了事。经不起船东代表的再三请求,我的心软了,留了下来。随后,我审查了船舶和船员证书,都合格;询问了年轻的船长、轮机长和大副,船上的储油、储水、备件、食品也正常。在船东和船厂强烈要求下,我们开着这艘满身是“病”的货船离厂了,并就近抛锚进行抢修。 不久,修理终于完工了。我们立即日夜不停地赶赴越南胡志明市装载了两万吨大米后,向秘鲁开去。在这段时间,我又发现了新问题:除了政委是老海员外,其他船员都是第一次跑远洋,而且那位年轻的远洋船长连英文和天文都不懂。他是如何持有合格证的?我不得而知。无奈之下,我把航线设计在靠近赤道的无风带。因为那里风平浪静,开阔无垠。 主机爆炸,货船无助漂流 不料,船刚驶出远洋大门———菲律宾的苏禄海外,突然,主机爆炸了,一名机工被击倒。我们赶快一面抢救伤员,一面电告船东。船东回电,要我们开慢车去附近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抛锚抢修。 随后,在轮机长的检查下,原来是新换的一个大轴瓦碎裂,导致机油过热膨胀而发生爆炸的。找到原因后,船东急忙从德国订购了全新的轴瓦空运到莫尔兹比港,又从香港请了两位工程师到船上修磨大轴。最后,轮机长带领着轮机员们在没使用任何专业仪器的情况下,徒手战战兢兢地装上了轴瓦。修理总算告一段落了。但是,由于船的命根子———大轴被“咬”伤了,所以我们只能降速行驶。 屋漏偏逢连夜雨。7月8日,船到法属社会群岛附近时,机舱又爆炸了,和上次一样,部位相同。(事后经过德国厂商的检验,我们才知道,原来在莫尔兹比港安装新轴瓦时,轮机长徒手拧紧螺帽时因未用仪表测量压力是否均匀,从而造成轴瓦在高速运转时受力不均,摩擦生热导致机油汽化膨胀而爆炸。) 我们马上将事故电告船东。可他们的回复是,附近海面开阔,任凭漂流无妨,正在雇拖轮前去营救,要耐心等待。于是,这艘3万多吨的庞然大物,就开始随波逐流了。 当时,船员思想还算稳定,秩序井然,我所担心的惊慌场面一点也没有出现。7天之后,船东终于找到了一艘十分廉价的拖轮。但是,该拖轮从广州出发到南太平洋,需要十几天!而且,拖轮又要求备航一天,去香港加油一天,修理一天,直到7月18日才出发。心急如焚的船员们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 没想到,拖轮在途中又遇上了台风,主机受损,不得不降速行驶,估计要18天后才能与我们会合。听到这一消息,船员心里开始不安起来了。夜晚,我在巡查各舱时发现,大家都在窃窃私语,有的已经开始写信、整理物品了。不过据我当时的推算,我轮每天漂流速度约为4~6海里,方向正西,拖轮来到之前,漂流线上应该没有什么障碍物,因此就和政委一起劝告船员不必惊慌。 谁知,意料不到事又来了。船上的木匠报告:淡水柜渗入海水,淡水不能用了。大管轮也报告:食品冷冻机发生故障,食品开始腐烂发臭……此时,我们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每人每天限制用水一桶,开饭照常,用咸菜做各种菜肴,除必要值班外,停止保养工作等。 屡受打击后,船员们开始普遍出现焦急、不满、失望等情绪。大家毫无食欲,餐桌上尽是剩饭。为了改善伙食,政委就组织大家捕鲨鱼。由于这里人烟稀少,鲨鱼极易上钩,我们有时一天可钓十几条。大厨精心烹制了红烧鱼块和鱼翅羹,但仍很少有人能吃得下。 大岛挡道,全船命悬一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大家心绪不宁时,二副报告:我船漂流速度突然加快到每天37海里了,可能会与前方一座大岛碰撞。全船人又恐慌起来。 就在此时,美国“长滩海难救助公司”发来了卫星电传:“快速拖轮5天可到,价格93万美元。速复确认。”我和政委、船长估算,美国拖轮虽然价格昂贵,但完全可以在撞山以前赶到,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我们急电船东,但船东不同意。 “那么,撞山怎么办?”船员们愤怒了。他们聚集在船长室外要求再电船东。但是,我们发去的信息不见回复。大家围在门外,双眼冒火,无人肯去吃饭。 半夜,我照例去各舱巡视。失眠、失望和恐惧充斥着整个生活区。一位老机工悄悄地把我拉了出去。他告诉我不少这家公司的内幕:原来这个开在香港的所谓的大公司其实是一家经营挂方便旗船的小公司,而且它以前只经营过驳船运输。为了招收廉价的船员,他们竟然吸纳了不少不懂行的、晕船的人。这位老机工还悄悄对我说:“大轴瓦是国内一家乡镇小厂加工的!”我说:“不可能!有证书的。”“唉!您真是一个书生!” 老机工走后,我望着寂静的海,百感交集。此时,我已失去了再去查房的勇气。我回到卧舱找了一个空的啤酒瓶,装上了我的遗言,把它投向了大海。 危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船员们强烈要求发求救电报。但是,由于救险的报酬可能会高达船或货的总价值的一半,年轻的船长不敢决定。后来,我说由我来签发,我负全责,但他仍不敢。 拥挤在船长室门口的船员们再也忍耐不住了,终于冲进船长室。在情绪失控的船员面前,我建议政委马上开党小组会。会上,大家让政委责成我作技术上的最后把关,由我向附近的法国塔西提岛“世救中心”发出求救电报。这样,船员们才逐渐安静下来。 塔西提岛的“世救中心”反应很快,半小时后就回电了:法国军舰“法拉拉”号立即出港来救。又过了半小时,“法拉拉”号舰长来电:“预计两天即可到达,请准备好拖缆。” 有救了!船员们情绪开始有点好转。他们马上拥到船头,拉出大缆,加固缆桩。不过,他们也在担心:要是军舰半路也出毛病怎么办;即使不出毛病,海上变化很大,临时拖不成,怎么办……最后,大家认为,我们得自己想想办法!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我轮只要使自己产生一个偏转其他方向的分力就可以避开危险。于是,大家开始讨论起来。然而,我们一连试了好几个办法都失败了。 最后,平时不大说话的木匠突然大声叫道:“有了有了!”他丢下手里的量水棒跑来告诉我们:“可以把几只铁油桶上下打洞,用钢缆串联起来放进海里,有多长就放多长。” 这真是个妙计。虽然装满海水,铁桶因浮力不会有多大的重力作用,但拖在船侧会因水流作用而改变船的漂流方向。时不我待,大家立即动手。不久,长达200米的一串铁桶被投入了海中。二副在驾驶台兴奋地大叫:“GPS显示船位偏南了。好了!好了!” 正在大家欢呼之时,“嘣”的一声,串桶的钢缆断了。其实,钢缆断了倒是好事,因为这说明它的横向拉力很大。于是,大家又动手做了两串足有手腕那么粗的缆绳。当把串好的铁桶放入海中后,我亲自到海图室观察GPS,只见纬度显示渐渐地向南偏了。成功了!二副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大家。船员们顿时欢呼起来。 当船长向船东报告了这一喜讯后,船东的复电竟是:“既已无险,即辞退法舰。” “什么?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希望,万一……”船员们一下子又炸了窝了。于是,围绕是否辞退“法拉拉”舰救援问题,我、政委和船长之间出现了争议。我和政委不同意辞退法舰,但船长坚持一定要辞退法舰,还向“法拉拉”舰发了辞退电。 晚上,海上突然刮起了风暴,船身单边摇摆30度。我因担心那两串铁桶,就匍匐在甲板上向船头爬去。冷不防,我被老机工一把抓住,只见他浑身湿透。他说:“您不要去了,危险!”就这样,在大风大浪里,我轮的命运又开始让人揪心。 其间,让人激动的是,就在我们万分无助的时候,“法拉拉”舰突然来电告之:“来电悉收,你们漂流方向虽已转危为安,但我舰仍将继续‘伴航’,直到漂过危险岛礁!” 8月6日上午10时,我轮漂近大岛。虽然此时我们已经没有危险了,但是大家都站在甲板上心有作悸地望着那高达900米的尖岛。 此时,在驾驶台值班的三副报告:看到“法拉拉”舰了,距离10海里。我急忙用国际通用频道喊话,请他们派人来签字,确认“伴航”。因为这在国际法中也是救难。他们用卫星传真回答:“为了人道,不收任何报酬,祝你一路平安!” 一天以后,我们终于等到了姗姗来迟的拖轮。至此,我们共漂流了30天,900海里。8月13日,我轮终于被拖到了秘鲁的卡亚俄港。我们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
《海事大观》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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