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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求度追韵（东汉至南北朝）
中国书法艺术告别混沌期，走过有序期，正式跨入繁荣昌盛阶段。
在有序期，书法仅仅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品。到了繁荣期，从帝王将相、士大夫阶层，到民间知识分子，学书、善书者比比皆是，欣赏鉴藏者，随处可闻，书法艺术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到了繁荣期，书法艺术的各种风格、各种流派都登上舞台，互相竞争，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到了繁荣期，中国人发明了纸，书法艺术找到了最好的载体，传刻、摹写、翻印等技术出现，书法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光环，使书法艺术的大殿显得特别光彩照人；到了繁荣期，书法艺术进入自觉的艺术实践阶段，书法理论、书法美学把书法实践的道路照亮，一代又一代人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理论的高度再认识、再欣赏、再实践、再创造。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经历了整个封建社会时代，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终于成为举世瞩目的独特艺术，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书法艺术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秦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这种专制对社会文明的发展起了一种阻碍作用。焚书坑儒悲剧的发生，是这种专制的必然结果。西汉王朝草草上台，承袭秦代一整套社会典章制度，在思想文化领域独尊儒术，排斥百家，对种种文化艺术强令限制，社会面貌、政治空气为之一新，奴隶性的专制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封建性的统治。地方阶级兴起，门阀世族登政治舞台，文化专制的枷锁解除，文化艺术获得了宽松的发展，书法从东汉开始进入了繁荣期。
东汉时期的几个特殊现象，为书法艺术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第一个特殊现象是纸的发明完成。纸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据考古发现，西汉初期就出现了代替缣帛作为书写材料的纸，但是这种纸是一种试制品，真正完成纸的发明，还是东汉时代的蔡伦。《后汉书·蔡伦传》传云："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仍乃造意，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古代人书写，先是用竹简韦编成书，这样太笨重，后来用轻巧的缣帛书写，又感到太昂贵，最后才找到用树皮、麻头、破布等纤维这一最理想的书写材料。纸的正式出现与推广，使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了一步，也使书法艺术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天地。纸价廉质轻，使用方便，特别利于书法艺术的反复训练和实践；契刻在竹简和石碑，只能一次成功，书写在纸上可以反复进行艺术创造和琢磨，直至达到理想的程度为止。同时，纸比任何一种书写载体更能体现笔情墨意，书法美学主要体现在笔墨的变化上，而笔情墨意的种种变化又只有在纸上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艺术步入繁荣期，主要是因为出现了可供书写的纸。
第二个特殊现象是，东汉时代佛教传入中国。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说："吾国国民脱离初民之迷信最早。唐、虞、三代之圣哲，专以人事言天道，即殷人尚鬼，有似于宗教性质，然其祭祀仍专重人鬼，无宗教家荒诞之说也。后之立国者，于政治教育不能尽餍人生，又无宗教以资其维系，则人心之饥渴，乃甚于原有宗教之国家。战国以来，神仙方士之说，因之以盛。""东汉图谶、占卜之学，与神仙、方技之说相混……要其为术，足以惑下愚而不足以启上智。而佛教当此时流入中国，正合于中国人心渴仰宗教之潮流。其始，虽仅以神异动颛愚。其继，则以译篇开慧智，语上语下，胥可起人之信仰。"中国人迷信巫术，出现了甲骨文书法，接着"尚人鬼"，于是金文等青铜艺术现世。战国秦汉时代，崇尚神仙方士，又有刻石、简帛等等艺术为之服务。到了东汉，人们越来越渴望一种精神信仰，佛教乘虚而入，一拍即合。佛教传入后，书法艺术又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寺观的刻石、佛经的传抄，都成了书法艺术的珍品，不少佛教徒、禅师都成了著名的书法家。书法艺术是驰骋心灵的艺术，正好借用佛教的悟达、解脱来表情达意。
第三个特殊现象是，出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刘秀政权是以南阳地方阶级为背景的，新兴的地主阶级步入政坛，大大增加了政界知识分子的比例。特别是，此时兴起科举取士制，通过科举制这条道路，集结了一大群知识分子。《汉书·儒林传》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西汉太学生不过千余人，到东汉，京师太学生达三万余人，有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班固《东都赋》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这样多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齐家治国平天下，党锢之祸就是知识分子群体与宦官集团进行的殊死斗争。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无论对社会的政治、经济，还是对文化艺术，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无疑将大大兴盛和繁荣，东汉时代遗存下来那么多的碑碣刻石，就是明证。
第四个特殊现象是，东汉时代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书法实践在理论的指导下更加自觉地向前发展。没有理论指导的艺术是自为的艺术，有了理论指导的艺术才是自由的艺术，书法的真正繁荣史应该从有书法理论指导的时期算。
最先提出书法理论的，是生活在东西汉之交的大文学家和大哲学家杨雄。杨雄在《问神》一文中指出："书，心画也。"多么言简意赅！书法艺术的抽象线条，实际上是书法艺术家心灵颤动的轨迹。在这里，他把"诗言志"这一古老的命题扩展到书法艺术中，比前人更明确地强调了艺术家的主观因素的总和--"心"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书法作为书法家主观的思想感情的这一十分重要的特征。"书为心画"成了后代书法史上的经典命题，光耀古今。后代书法家像辞赋家一样，顶礼膜拜杨雄。
一、 南朝四家
南朝书法家颇多，上自天子，下至臣庶，竞习"二王"，互相陶淬，当时流传这样的谚语："尺牍书疏，千里面目。"尺牍与碑版不同，北朝碑版大多隐去书丹者姓名，南朝尺牍则大多留下书写者姓名，故南朝书家载入史传者多于北朝。马宗霍在《马林藻鉴》中举出了每一朝代的代表书家，"宋代莫如羊欣，大令尝为欣书裙，故亲承妙旨。入于其室，时人所称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也。齐莫如王僧虔，时亦以方小王，尝与齐祖赌书，自称臣书第一者也。梁莫如萧子云，自云善效元常逸少，为济使者所为望船行拜，以求名迹也。陈莫如僧智永，右军之七世孙。永字八法，即其所传，临池之勤，退笔成冢，求书之众，铁限为穿，故能直造出阴单微也。此数家者，皆足以左右一代，独出冠时。"羊欣、王僧虔、萧子云、智永因各有其独特书法业绩，并且起"左右一代"的作用，故可共称南朝四家。
羊欣（370-422），字敬元，为晋宋之交的人物，泰山南诚人，生世代名宦之家，父亲羊不疑为桂阳太守。欣少时靖默寡语，无于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览经籍，学富五年。这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并且"尤长隶书"，为他的书名大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相传有这样一件事，欣十二岁时，舅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知道羊欣字写得好，"甚知爱之"。一天，羊欣穿着新绢裙睡午觉，献之"入县见之，书裙数幅而去"（《南史》卷三六），书法本来就工的羊欣，这时亲见献之的"裙书"，更受启迪，因此书法大进，据说这是羊欣跨入书法名家的关键一步。古代知名的知识分子，大都走的是入仕这条路，羊欣也不例外，但他并不热心仕途。隆安中，朝政渐乱，社会动荡不安，羊欣趁机走出宦海的漩涡，"优游里巷，不求仕进"，在书法艺术的黑白世界里，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不久，醒玄辅政，羊欣再次入仕，除平西参军，转主簿参预机要，又以为楚台殿中郎，这是朝廷的"礼乐要员"，但是羊并不以此为荣，就职数日，就请病假免职，闲居十余年，这样，度过了他生命的主要时间。五十岁时，东晋灭亡，到宋代开始，羊欣又迫不得已当了新安太守。此刻的羊欣完全是应付差事，主要精力则"乐其山水"，与王羲之、郑道昭一样，"素好黄老，亦善医"，在佛道盛选择南朝社会里，寻求禅机天韵，书法艺术再次跃上新的高度。七十岁时，羊欣又转义兴太守，这是他仕途和人生的最后一站，没有多久，他"称病笃免归"。元嘉十九年卒，时年七十三岁。
羊欣在书法艺术上是王献之的传人。当时"买王得羊"之论是最好的证明。《述书赋》云："敬元亲得法于子敬，虽时移而间出。手稽无方，心敏奥术。宁磅礴而不忘本分，纵横而粗得师骨。遇其合时，仿佛唐突。犹图骐骥而莫展，索真仙而非实。"由于羊欣的独特才能，加上他与献之的特殊关系，所以亲承妙旨，子敬之后，可谓独步。但是羊欣书法艺术成就毕竟没有献之高，《书断》说："今大令书中风神怯而瘦者，往往是羊也。""怯瘦"就是羊的艺术特色。青少年时，羊善隶书，到了中晚年，则长行书，只是隶书行书没有留下一代墨迹，唯传下一件行草书墨迹《笔精帖》（图一七九），收入《淳化阁帖》内，其书法风格有如严霜之林，流风之雪。
羊欣既是书法艺术家，又是书法史论家。他写有一本《采古来能书人名录》，为书家小传之最早者，采录自秦丞相李斯至晋能书者凡六十九人，略述籍贯、师承，点明长于何种书体，艺术特色是什么，这是魏晋人物品藻之风兴起后出现的书家品藻。这种书家品藻，表现为对前代书家的成就高下，厘定品级，藻览精审，南朝开始后，士人与书法家中竞成风尚，《采古来能书人名录》应运而生。
王僧虔（426-485），琅玡临沂人，生于宋文帝元嘉三年，卒于齐武帝永明三年。初为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后出为武规矩主守，转中书郎，再迁太子中庶子。泰始中当了五年吴兴太守，又徒会稽太守，这是王献之仕宦的地方。晚年，官吏部尚书，转右仆射。齐受命后，王僧虔转侍中丹阳尹廷湘中刺史。齐武帝即位后迁侍中左光禄大夫。王与羊都是跨越两个朝代的人，其仕途之顺畅，不同于羊欣之几进几退，故位赫身显，其书法成就照然在世，无人遮荫。
王僧虔"弱冠弘厚，善隶书，宋文帝见其书素扇，叹曰，'非唯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南齐书》卷三三）。书法家少年即成才，王僧虔也一样，只是说小小年纪，其书艺就超过了献之，末免过誉，显见宋文帝的言过其实。但从小书艺非同寻常则是实在的。宋文帝的奖掖，使小小的王僧虔，步入了堂堂书法界。宋孝武帝时，帝君"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以免带来横祸，因而大明上十年的时间，常常用拙笔书写，以示书法在孝武之下，因此见容。其实，这十年王僧虔正当年轻气盛，书法艺术受到人为的压抑，在书法史上不能不算作悲剧，王僧虔当时的隐痛心情，非常人可以理解。齐高帝建国，这又是一位在书法上逞强好胜的帝王，素善书，笃好不已，曾与僧虔赌书，这是中国书法擂台的初垒。此时的僧虔再也无法忍禁了，从容上阵，慷慨书写，把真本事拿了出来。赌书既毕，高帝问他："谁为第一？"僧虔回答："臣书第一，陛下书亦第一。"两人都是第一名，回答得太妙了。高帝不满足这样的回答，继续追问："我书何如卿？"僧虔回答："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二；陛下草书第二，而正书第三。臣无第三，陛下无第一。"真是一个巧言答对。善于辞令的书法家，引得高帝大笑，说"卿善为辞，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个传说，绘声绘色，使一位书法造诣高的王僧虔，活脱脱地出现在世人面前。齐高帝还将十一卷古墨迹交给僧虔，要他筛选出能书人名录，僧虔则将自己从民间收藏而卷中没有的能书者，又列出十一卷（每卷一人）呈上，有吴大帝、景帝、归命侯、桓玄、王洽、王珉、张芝、索靖、卫伯儒、张翼等。如果此事属实，为何高帝中竟缺张芝、索靖等大书家的墨迹？王僧虔还将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录》呈现给高帝。王僧虔位尊齐代，书法也雄视齐代，其成就超过了宋代羊欣。《述书赋》评价说："僧虔密致丰富，得能失刚，鼓怒骏爽，阳负任强。然而神高气全，耿介锋芒，发卷伸纸，满目辉光，才行兼而双绝，名实副而特彰，如运筹决胜，威震殊方。"《书断》列其隶、行、草书入妙品，传世书迹有《王琰帖》（图一八0）、《御史帖》、《陈情帖》等。
僧虔谨慎为人，忠贞为仕，忘情为书，还刻意著论。僧虔书论著述甚丰，有《书赋》、《论书》、《笔意赞》、《答高帝论书启》等。他在《书赋》中对书法艺术的创造进行了分析，认为书法通过情感和想象的作用，把不可见的东西化为可见的东西，"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他认为"心"要遵依法则或常理，同时又要想象出其可见的形象，并且做到心手相应，下笔之后才能取得"风摇挺气，妍孊动深"的效果。僧虔在这里强调书法艺术的形象美是"托韵笙簧"，这个"韵"是从西晋以来，一直在书法领域游荡的灵魂，是一种需要体味的含蓄不尽的美，从卫恒到羲之父子，再到北碑南帖，无不以度高韵胜作为基调，僧虔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与总结，书法的韵与音乐的韵是一样的精髓。僧虔在《笔意赞》中论述了书法的"形质"与"神彩"，提出了一个书法理论界的重要命题："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玄学与佛学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神采为上，这是书法的精神美，形质，这是书法的外貌美，前者为主，后者为次，两者兼之者，才能达到完美。
僧虔的书法理论高于羊欣，也超过了袁昂、萧衍、庾吾肩等人，因为他深刻地触及了艺术创造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袁昂生活在梁代，能书善画，很受梁武帝宠遇，公元523年奉武帝之敕，著作《古今书评》，仿照魏晋人物品藻的方式，对以后的文艺评论影响深远，钟嵘《诗品》就是借用的这一方法。萧衍为梁武帝，在文学、书法、音乐等方面的相当的修养和造诣，在书法理论上，著有《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答陶隐居论书》等。他在《答陶隐居论书》中，把书法的美视为抑扬、趣舍、连断、浓纤、肥瘦诸因素的辩证统一，这体现了中国古代美与生命的力的关系，书法欣赏中感官快适与精神欢愉的关系，这是王僧虔神采形质论的进一步发挥。庾肩吾与袁昂一起，都是宫廷重要书家，与萧氏关系密切，他在袁昂《古今书评》的基础上撰写《书品》，与同时代出现的《诗品》（钟嵘）、《画品》（谢赫）为姊妹篇。《书品》提出"天然"、"工夫"论，这是"神彩"、"形质"论的发展。"天然"与"工夫"，类似于康德与黑格尔美学对天才与才能的区分。《书品》对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位伟大的书法家，用"天然"与"工夫"两把尺子去衡量了一番，说："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看来他最推崇的是钟繇，因为钟天才第一。其次是王羲之，既有天才，又有刻苦精神。张芝处于第三位，主要是靠临池的工夫。这一书法理论，是受庄子美学理论影响的，有其思辨的光辉，但也有唯心的阴影。不过，在早期封建社会里，庾肩吾确实与王僧虔并肩站在书法理论的高峰上。
萧子云，字景乔，南兰陵人，生齐武帝永明四年（468），卒梁武帝太清三年，系南梁名书法家。子云年十二便有文采，梁天监初降爵为子，及长勤学，文藻斐然，弱冠即负重命撰晋书，年二十六书成百余卷，诏付秘阁。子云生性沉静，不乐仕进，风神闲旷，任性不群，时人刮目相待。而立之年，起家为秘书郎，到梁武帝时，更受器重，为临川内史、散骑常侍、侍中，至国子祭酒，"以和理称人"。子云善草隶，为当时楷法，众人倾慕，他自己常说"善效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南史》卷四三），一方面学习钟王，一方面规摹子敬，在继承传统中加以创新，微变字体，故书迹雅为梁武帝所重。梁武帝自己是书法行家，自然不会看错人，曾赞誉子云之书，"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瑗，当与元常并驱争先。"（同上）把子云与前贤中草书大家杜度、崔瑗相比较，有拨高之嫌；特别是说与钟元常并驾齐驱，更是溢美。萧子云担任东阳太守时，百济国使人至建邺求书，逢子云为郡，维舟将发，使人于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许步行，拜行前，礼节甚恭。当时子云不知何故，遣问之，对方回答说："待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同上），他当即停船三日，书三十纸与之。这在书法史上传为美谈。子云的书法艺术，古今褒贬不一，但就其"名益当世，举朝效之"这一事实来看，应以褒语为是，《古今书人优劣评》把他的书法比喻为"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荆轲负剑，壮士弯弓，雄人猎虎，心胸猛烈，锋刃难当"。《书论》则云："子云诸体兼备，而创造小篆飞白，意趣飘然，点画之际，有若骞举，妍妙至极，难与比肩，但少乏古风。"此评比较中肯。传世书迹有飞白壁书"萧"字，草书《千字文》、章草《史孝山出师颂》，正书《进写古文启》、《颜回问孝》等（图一八一）。
智永（生卒年不详），俗姓王，称永禅师，名法极，会稽人，系王羲之七世孙，生活在陈至隋代，年近百岁乃圆寂。智永为僧，又承祖业习书，穷年皓首与书法为伴，使王氏书法发扬光大，直接唐代大家。
智永少小出家，居住在永欣寺，脱尘出俗，忘却人世干扰，潜心潜意学道习书，凡三十年，临得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写秃的笔头足足装了十大瓮，后埋入土中，称为"退笔冢"，与张芝临池学水尽黑的用功程度一样，书法艺术虽然靠"天然"，但更靠"工夫"，智永的实践再一次向人们昭示：只要功夫深，书艺自然进。他写的八百余本真草千字文，"散与人间"，浙东诸寺各施一本。可惜的是，经过数千年风雨劫难，留传至今的手迹竟人有日本所藏一本，即真草《千字文》。（见图一七四）
《真草千字文》系一通纸本，内中正草两体隔行排列，卷首起头两行"周兴嗣"等结衔已经毁损，而文中草书的"家给千兵"四字也告阙如。细看墨迹，点画清楚，笔势匀洁，充分显示出智永温柔敦和、纤尘不染的美学理想。从笔致上看，则又在充悦饱满之中，时时露出尖锋入纸的痕迹。此帖结体中心紧敛，四旁稍稍逸出，表现出精熟过人之态，宋代苏轼《东坡题跋》云："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一句话，其书风全得家范，直接二王妙旨，而禅意更浓，神采超出，所以苏轼又说："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则，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这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今人启功《日本影印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跋》说："日本藏真草《千字文》墨迹一本，乃唐时传去者，其笔锋墨彩，纤毫可见……当真龙下室之时，作模棱两可之论。盖由法书希觏，人多对面不识耳。"并就此写了一首七绝：
永师真迹八百本，海东一卷逃劫灰。
儿童相见不相识，少小离家老大回。
智永禅师书名凭"八百本"远播海内外，前来水欣寺觅书与求请题额者络绎不绝，竞使一方净土热闹非凡，致使木制门限为之摧磨穿穴，不得已，再裹以铁叶，人戏称为"铁门限"，这也是艺术史上的一段趣闻。《宣和书谱》谓宋代御府藏有智永草书《常侍帖》、《参军帖》、《故旧帖》、《至通法师帖》、《春雨帖》、《千文》七帖、《临王羲之言帖》、《月仪献岁帖》等，可惜均失，现传世书迹，除日本藏《真草千字文》外，还有《仿钟繇宣示表》一纸。
南朝书法家，除羊欣、王僧虔、萧子云、智永四大家外，著名者还有谢灵运、虞和、陶弘景、庾肩吾、齐高帝、梁武帝、贝义渊等人。
中国丝绸之旅国际互联网 整编
2001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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