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唐长安到葱岭的丝绸之路，由于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而被定名为"沙漠丝绸之路"。这条沙漠丝绸之路在今日中国留下的历史遗迹，最集中地反映了古代中西文化流的内容，也可以说是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交流，所以大唐帝国与大食帝国之间的交往，就成为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文化交流并非单方面的输入或输出，而是奉献者与接受者的共同创造。丝绸之路的开辟意味着中国由此走向世界，而且说明中国有能力消化来自各方面的营养成分。从而把有益于全人类的文明向世界传播。因此，丝绸之路就成为中外文化交汇的舞台。

    唐代中日关系是中国文化得以对外发生作用的显著例证。日本学者吉田茂说："日本人很早以来就醉心于中国，一直不遗余力地输入中国文化。圣德太子不仅用汉字书写日本最初的宪法即十七条宪法，而且引进中国服装，收集中国物品，想使全部生活中国化。……日本没有使它受到威胁的临近大国，只有一个给它输入文明的相隔较远的中国。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中日交往，若从秦始皇时徐福东渡算起，约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西晋时成书的《三国志》已记载了日本使臣来中国的情况。隋唐时期，日本政府派遣的留学生、学问僧，外交官员很多，日本孝德天皇的大化改新，便由曾留学中国的高向玄理等人协助。唐代中国是日本向往之地，遣唐使从公元631年算起，共达13次，再加上"迎入唐使"与"送客唐使"6次，合为19次。这些遣唐使往往携带留学生，学问僧多人来学习中国文化，最多一次达500余人。日本大化改新所规定的制度，颇见唐制影响。文武天皇所建平安（京都）仿效了唐长安城的内外城里坊样式。公元710年日本的《大宝律令》与唐律十分相近。日本官制的二官八省也有唐三省六部的影子。佛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尤其突出。最早到长安来的学问僧是智能和智克，他们将玄奘所创法相宗带回日本。武则天执政时，日本学问僧道慈在长安学三论，后来成为日本佛教三论宗的鼻祖。唐玄宗时中国律宗高僧鉴真应日僧荣睿和普照所请，6次东渡，并承受双目失明的劫难。于公元前753年在日本萨摩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目蒲）登岸，被迎入日本国都奈良东大寺。日本天皇授予传灯大法师位，下诏令说："自今以后，授戒传法，一任和上。"鉴真在日本传法10年，他主持建筑的东大寺昆卢舍那大佛殿西侧，下野药师寺、筑紧观音寺三座坛院是日本的"天下三戒坛"，被奉为日本律宗初祖。鉴真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称"律宗大本山"。唐招提寺建于公元前759年，体现了唐代中国建筑水平，被日本视为国宝，其木雕形式长期被日本雕塑艺术界所模仿。鉴真带到日本的中国书籍和资料有佛经、雕刻、建筑、绘画、医药、文字、书法诸方面的内容，随行人员中有玉工，绣师、画师、铸工、刻工等能工巧匠80余人。实际是一个庞大的中国文化使团，从而将中西交汇的唐文化输入日本，将日本也置入丝绸之路之内。日本奈良--平安初期，与中国唐代时间相当，这时日本来中国的僧人极多，尤其唐高宗--唐僖宗执政的公元653--882年间，来中国的名僧达65人。平安时代的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称"入唐八家"，将天台宗与真言宗传入日本。连同奈良时期传入的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华严宗，可以说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大都传入了日本。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极重要的一环，这些交流大都与唐都长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