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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记中发掘制度史的佳作
——赖瑞和著《唐代基层文官》读后

王凤翔

　　职官作为治史的入门管钥，一直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唐史学者在唐代官制方面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但多侧重于中、高层职官，如京官中的台省官、九卿、翰林学士、史官及众多使职，外官中的节度使、刺史、州县僚佐、高级幕职等，而对大唐帝国政治运作的基石——基层官僚队伍却缺乏应有的关注，目前仅对县令、县尉及一些幕职等少数职官有过涉足。此外，前人的研究对唐人入仕资历和途径等问题都做出了很好的解答，但对取得做官资格后，可以担任怎样的入门或释褐官职，过去则很少有人注意和研究，而这些基层职位的职掌、前途等任官详情又如何，对我们来说所知十分有限，或一无所知。鉴于此，台湾清华大学的赖瑞和先生独具慧眼，以基层文职官僚作为其研究对象，新近出版了专著《唐代基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12月），弥补了唐代官制研究中的一大空白。赖氏所著用功之多，方法之新，在过去同类的论著中并不多见。笔者读后很有启发，收获良多。

　　《唐代基层文官》一书共分导言、正文、附录三部分。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校书郎，第二章正字，第三章县尉，第四章参军和判司，第五章巡官、推官和掌书记，第六章文官俸钱及其他，第七章总结。唐代的基层文官组成复杂，职官众多，当然不只限于本书所论的几种，但作者甄别史料，依据唐人封演提出的“八俊” 宦历确定了唐人释褐之后最常担任的几种官职，也即史料中最常见的基层文官，并分章加以深入研究和讨论，分别对其入仕条件、仕途前景及相应职责、待遇等细节问题作了较为清楚地分析排比。这几种文官，分布在京城官署、州县和幕府等各级政府机构之中，十分具有代表性，体现了京官和外官、职事官和阶官、正官和试官等唐代官僚制度动态运作模式的几大特点。作者在官制研究中着眼细节，从个案入手，并以此为切入点，不仅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唐代基层官僚的基本面貌，也让我们籍此了解基层政治机构的地位和运作，意义深远。

　　赖瑞和先生在《唐代基层文官》一书中用功精细，匠心独具，他的研究结论为我们消除了很多的误解和认识上的错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作者通过考证，认为校书郎、正字不是传统学者特别是唐代文学研究者们想象中的不值一提、没有出息的小官。他以丰富的史料证实唐朝历史上有不少重要人物都是从校书郎、正字干起，才登上中高层官职的；并通过其入仕资历、途径等因素的列举和分析，认为两职是士人释褐后担任的最重要的几个官职之一，是前途无量的美职。作者还特别指出两点：校书郎并不像官名的字面意思或我们理解的一样，“他们实无法胜任学术性质的古籍校勘，他们只能在经籍抄写后，做些简单的校对”（81页）。文人担任校书郎主要是积累工作经验，以作人才储备；而正字虽然比校书郎在品阶上低一阶，但唐人“显然并不在意此官阶上的微小差别”，而是将由校书郎转任正字看成正常的迁转，而无降级之意（137页）。又如，作者认为中晚唐以来的“试衔”不是正官，只是唐人顶着一个朝官的头衔，在地方使府中担任墓职。试衔是朝官阶官化的表现之一，只作品秩和官历迁转之用。同样，作为职事官的县尉也可作为阶官使用。再如作者指出：史书中经常会省略唐代官制中被称为“虚衔”的“检校”、“兼”、“试”等字眼，而造成这些官职经常会和那些正官混同或混淆，而作者利用石刻墓志等材料，复原了当时这种省略的书写习惯，提醒我们在读史和使用史料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作者还举例说明这种省略符合中国的称谓习惯，如在言谈和非正式的文字中，会把“林副院长”或“陈副教授”等正式称谓，礼貌地简称为“林院长”或“陈教授”等。其真知灼见对初学者或对官制不甚知者都有很好的鉴戒作用。总之，该书细致入微的研究，解开了唐代官制研究中很多弥封许久的谜团，让人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

　　通读全书， 笔者认为该书有如下几个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一，学术意义深远。赖瑞和先生集二十年之功，十年磨一剑，洋洋四十余万言，分章对前人几乎一无研究的校书郎、正字、参军、判司等基层文官进行研究。该书使用参考文献近400部（篇），注释达1300余处，足可见作者用功之勤。另有图表10处，对史料进行量化、动态的处理和统计，十分直观，读者阅读、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该书的学术意义在于不仅弥补了唐代职官研究的一大片空白，而且对扭转当前唐代官制研究中的偏差，给予中底层职官更多的关注将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唐代基层文官》一书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唐史研究者仔细研读。笔者希望在赖先生大作的感召下，能有更多的同类研究成果问世。

　　第二，研究方法别具一格。赖瑞和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师从西方著名的唐史专家杜希德（Denis C·Twitchett）教授，浸淫欧美汉学名家之风。赖氏在所著《唐代基层文官》一书最大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研究方法上的推陈出新，在史传中发掘制度史。

　　众所周知，关于唐代基层文官的材料不少，但星散各处，系统收集整理十分不易。而过去研究唐代职官多以传统史料中的典志和律令条文为主要材料，不仅失之简略，无法深入了解唐代官制的实际运作，而且缺乏生动事例，让读者无法轻松解读这些官名背后的深层意义。而作者在撰写该书时则尽量摆脱这种制度史空乏的描写，力革利用传统之典志史料研究基层文官之弊端，在史料利用的方法上实现创新。他使用“竭泽而渔”的方法，竭力从史传、墓志、诗文中挖掘制度史的材料，从唐人的生平、仕宦经历着手，从中爬梳整理最具体、最生动的的事例和细节。赖氏将这种研究途径称之为“在传记中发掘制度史”，其方法值得我们唐史研究者特别是大陆学者学习和借鉴。

　　作者还以身倡导“诗史互证”的学风。文章正文的每一章都以唐诗开篇，让人耳目一新，让读者感觉好像不是在研读学术著作，而是在看美文、读小说，无形中少了很多严肃与压抑。根据笔者统计，全书共引用唐人文集25部（不含敦煌诗集），引诗达48首之多；此外，作者引用的唐人史传、墓志、文集中的文、序、铭等更是多不胜数。如此丰富的史传材料的使用，这在官制研究专著中还不多见，称得上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关于唐代诗人的传世资料十分丰富，宦历清晰，是窥探唐代官制实际运作的典型史料，但已有官制研究多利用传统的典志材料，一般不使用所谓的文学史料，在读完该书后看来免失之偏颇。唐人诗文隐含的信息量很大，史料价值很高，如何对待和使用这些史料，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文笔生动。赖氏所著，所引史料丰富翔实，考证精细，文章结构清晰，血肉丰满，还十分注重已有的学术成果的介绍与引用，实属上乘之学术佳作。尤为难得的是，赖氏在极为严肃、枯燥的官制研究中力求文笔生动，叙述极力避免流于呆板和片面，以恐无法深入细化，以窥探唐代基层官僚的真实面貌。作者通过对史料的发掘，辑出了众多活生生的案例，并极力把史料中记录下来的、十分表面化的基层文官塑造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唐人原型，对职官做了细致入微的时代复原，使读者犹如置身其中。作者还把唐史官制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当成“悬案”来描述分析，并活灵活现地逐一破解，呈现出中古唐代政治、社会中有趣的一面。该书文笔生动精彩，可读性甚强。

　　第四、学风严谨。作者在搜集占有资料和已有成果的同时，又十分注重学术规范。在每章研究内容之前都要介绍已有研究的相关成果，并加以评介，引用的观点也一一注明出处，注释内容详细丰富，反映了作者治史的良好学术素养。这对当前的浮躁学风将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

　　当然，如此规模之著作，因校勘或排版，错误在所难免：如140页倒数第5行的谷川道雄写成了“川谷道雄”；313页第3行“掌记书”应为“掌书记”；366页第11行“数”乃“颇”之讹等等。另外，作者研究基层文官，却忽略了传世至今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因为传世的典志对唐朝中央的官制记载较多，而对于基层官僚尤其是地方官制的记载较少，而敦煌吐鲁番文书却恰好相反，涉及基层官府运作的文书很多，特别是地方州县等各级官吏的材料。敦煌吐鲁番的很多文书、令条、告身、卷契都直接涉及到该书研究的内容，有的则是活生生的基层官僚活动的直接资料。而对于这么重要的资料，作者却没有利用，不知道是疏漏，还是其他原因，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但瑕不掩瑜，总的来说，赖瑞和先生的《唐代基层文官》一书是一部质量上乘的学术佳作。该书无论选题、方法，还是论述，都有许多独到之处，从中可以学到很多有益的东西。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作者书后留给我们的美好学术期待，即作者计划继续撰写：《唐代中层文官》和《唐代高层文官》，以与本书配成姊妹篇。作者还想写一本《唐代官制》，以便专门整理论述散官、勋官和卫官等官制问题。而且还有撰写《唐人的官历和远行》的计划，欲精选十个唐人，包括诗人、史官、星官、学官、翰林待诏、将军、财臣和宰相等，详细考辨他们的功名和官历，细说他们如何做官远行，以便结合制度史、历史地理等研究领域，做更深入的个案研究，呈现唐代文武官更宽广的一个横切面。对于作者的学术规划，笔者充满美好的祝福，我们期待赖瑞和先生更多的成果面世，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