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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至九世纪历史发展暨唐宋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海

　　由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暨历史学院共同举办的“中国三至九世纪历史发展暨唐宋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9月3日至5日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等地的84位专家学者与会，涵盖了中国大陆5个全国性学会（中国秦汉史学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宋史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海外多个学术团体，是近年来国内大学所主办之国际学术会议中学术涵盖面较为宽广的一次。

　　此次会议共安排四个半天的大会发言和一个半天的小组讨论，并于九月三日晚举行了“唐长孺教授学术追思研讨会”。会议提交论文77篇，内容涉及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三至九世纪政治与社会变迁；“地域社会”与唐宋历史变迁；地方行政组织与乡村社会；经济、财政及人口问题；民族问题与民族文化；思想、教育、科技与典籍文化；新资料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题研究；中国中古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兹概要总结如下。

　　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谷川道雄《中国中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回顾和检讨了自己在中国中世史研究领域中一些主要论点和最新的思考。李文澜《共同体理论：解释中国“人”的历史》，则对谷川先生的“共同体”理论进行了评述，认为谷川的社会历史观注重观察社会人及社会结构，强调他们之间的联系，强调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结成社会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相对稳定的时期，社会就表现得比较安定，经济、文化亦获得发展的空间。谷川史学重视人的伦理精神，在它看来，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以广泛的自耕农为主的共同体特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上述这种共生共存的伦理精神始终在得以发扬。而谷川对中国古人精神文明的论述，表明他正是力图“用中国内在的理论来说明中国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伊藤正彦《日本中国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论”——与日本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论”的比较》通过整理中国史地域方法论的特质与意义，认为中国史地域方法论的成果，对于认识全体世界史也有很大的意义。他比较了中日史学界地域社会论的相异之处，认为在方法上主要是基于方法论的个人生成主义论（中国史）与着眼于自律团体的变革论（日本史）的不同。不过两者也有不可忽视的共同性，其相通的意义在于，“因应作为对象的社会特质、采用对照方法，显示出个别社会的内在论理构筑具体国家论的可能性”。

　　政治进程和政治事件方面，王曾瑜《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漫谈——以宋代为中心》，以现代眼光对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进行分析，将其归结为十五个方面，并就其存在的主因和解决的途径进行了分析，提出若干重要的思路。葭森健介《魏晋地方政治试论》一文，从具体考察魏晋时期地方官的评语入手，指出随着汉魏之际的社会变革，“清简”类的评语有渐渐优于“威惠”类评语的趋势，并就其原因及此类现象所反映的魏晋时代社会变化的趋向问题进行了讨论。其研究思路体现出日本学界关于魏晋地方政治研究的一些新的动向。柳春新《司马氏“作家门”的历史考察》研究了司马氏“作家门”的过程，认为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篡代的过程中，三方面的因素显得特别重要，即掌握军队、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和以祭祀典礼提升司马氏的位望。马俊民《补〈隋书?宰相表〉兼论隋政权核心构成特征演变及影响》搜集相关资料，补作了《隋书?宰相表》，并以此为基础，对隋代宰相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考察。姜望来《邺城谣谶与北朝政治变迁》考察了东魏北齐都邺时期邺城之谣谶，分析其与北朝乃至隋唐时期政局变动及社会风尚的紧密联系。王德权《唐史研究中的难解之结——牛李党争课题的再检讨》，认为陈寅恪关于牛李党争的论述包括三个概念：阶级、地域和道德，前两者为形式条件，后者即道德为联系前两者的核心。牛李党争的发生，与唐宋转折时代士人行为规范与价值之重塑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可视为唐宋变革时期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赵雨乐《梁唐夹城之战：变革期的战略文化初探》，以唐末五代汴晋二军潞州之役中夹城的运用为例，阐述了变革期间战略文化的特点，并从是役战术运用的得失，分析了对战区部署以至国势带来的具体影响。

　　政治制度与法律体系方面，张旭华《魏晋时期的下品与任职官品之关系》认为从魏晋时期下品各品与任职官品的对应关系看，它们与上品任官所形成的多层次诠选格局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下品各品与任职官品的对应关系并非是多层次的，而是比较固定和单一的，且大多数还较为缺乏弹性。李昭毅《从山公启事看西晋初期吏部选制及其运作》以《山公启事》为重点，分析了西晋初期（太康以前）吏部选制的一些层面。伍少侠《浅探西魏府兵兵制——兼议陈寅恪先生对于西魏府兵兵制的创见》，探究了陈寅恪先生所言西魏府兵兵制的三大重点，即鲜卑兵制、部酋分属制、特殊贵族制，认为尚有可资议论的余地，并进而从形成背景和主要特色两方面，对西魏府兵兵制重新进行了检讨。黄正建《唐六尚长官考》，对唐代前后期殿中省六尚长官及其变化进行了考证，指出六尚长官在唐前期是一种清选官，而唐后期其性质已由“衣冠之任”变为技术之官；六尚（或五尚）也由贵族子弟入仕的美职变为单纯为皇帝生活服务的机构。黄纯艳《唐宋登闻鼓制度》对唐宋时期的登闻鼓制度进行了考察，认为登闻鼓机构是国家联系社会的重要途径。任大熙、王双怀《唐代陇右道州县变迁考》，从州县名称的改变与治所的变迁、州县改置、废弃及其辖区的变化等方面，对唐代陇右道州县的变迁进行了考述。孙继民《涉县娲皇宫石壁唐代朱书题记试释》，首次介绍并考释了新发现的一方唐代题记，对题记内容所关涉的唐勾院制进行了分析。李方《关于唐西州都督府是否有“士曹”问题》，通过对相关文书的分析，判定西州都督府无“士曹”，并对其原因作了分析。关于汉唐法律体系，孟彦弘《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从总体上论证了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过程，并对所谓“汉律九章”及汉晋至唐律的继承变化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大津透《唐日律令制的比较研究——以杂徭为中心》，以新发现的天圣“赋役令”及其中有关杂徭的规定为中心，对唐日律令制进行了检讨。魏斌《论唐代大赦职能的“差遣化”》则对唐代大赦文内容的扩展及其变化等现象进行了考察，并对出现这种变化的背景进行了分析。

　　礼制与祭祀方面，吴丽娱《礼用之辨：大唐开元礼的行用释疑——开元礼研究之三》，具体讨论了《开元礼》在开元天宝与唐后期的实行情况，认为开元礼的行用，从来都只是被作为礼典而非法令的层面，并就礼与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所出大唐开元礼残片考释——兼论开元礼的行用问题》，则从敦煌吐鲁番两地所出《大唐开元礼》残片入手，对《开元礼》的行用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唐《开元礼》属于礼制层面，与具体的仪注是体、用之间的关系。因此，考察《开元礼》在唐代是否得到行用，应注意其基本规定和一般性原则是否得到遵循，而不是看其具体内容是否被原封不动的照搬使用。丸山裕美子《唐代书仪文化对古代日本的影响》，对现存敦煌抄本《朋友书仪》和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唐人月仪贴》的关系进行了考研，并对日本正仓院藏《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以及出土木简所记载的书仪、正仓院文书上遗留的书仪和唐代书仪的关系进行了确认，然后考察了日本八世纪下级官员书信中中国书仪的影响，认为它们虽然继承了书仪的样式，但却没有容纳作为书仪本质的中国的“礼仪”。张葳《唐代公主出降见舅姑仪初探》对这一礼仪在唐代的情况进行了梳理，指出唐初强调此礼仪主要着眼于对公主地位和权力进行限制，中后期则有拉拢士大夫集团的需要。向群《从判文看唐代国家的祭祀礼仪》对现存唐代判文中涉及国家祭祀的内容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指出不少判文中存在“变礼”的现象，并对唐礼与士大夫阶层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赵大莹《敦煌祭文及其所反映的丧葬礼仪文化——以P.3214和P.4043两份文书为中心》利用敦煌文书中的祭文，结合传世文献，探讨作为一种实用文体的祭文本身和其所反映的丧葬礼仪文化。雷闻《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兼论“淫祠”与“祀典”概念的落实》考察了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认为儒家经典中关于祀典与淫祠的文字是后世界定国家正祀与淫祀的基本原则。但这种原则成为国家制度有其过程，其中至少有两条线索需要考虑：一是国家祭祀的儒家化与礼制化；一是中央集权的强弱变动。程存洁《南汉康陵的发现与哀册仪礼的南朝因素》对广州发现的南汉康陵哀册进行了分析，认为从文体等方面来看，其中存在着南朝因素的影响。他的这一看法也引起了与会者的争论。申万里《宋元乡饮酒礼考述》回顾了中国古代乡饮酒礼的形成、发展，在此基础之上，重点考察了宋、元时期乡饮酒礼的基本内涵。

　　财政与经济方面，张荣强《从计断九月到十月奉计——汉唐财政年度的演变》，认为汉代计断时间是由当时黄河流域的种植结构所决定的，魏晋南朝至唐，财政年度是断于十二月。这一变化的背景是江南经济的发展。张国刚《唐代农家经济生活与日常生计》对唐代农家经济生活与日常生计加以研究，通过对农家土地占有和粮食产量等数据的考订，讨论当时农民家庭的基本收入、消费和生产成本，试图给出唐代农家生活的大致轮廓。陈明光《唐宋逃田产权制度变迁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演变论稿》对唐宋时期的逃田产权加以考察，认为与唐五代相比，宋朝逃田产权制度更加法制化，有关规定更加细化，制定政策的财政考虑也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对地方政府有关职责的要求也更加明确。文章并对宋逃田产权制度的实施及其作用进行了分析。罗彤华《唐朝官仓出贷刍议——兼论常平仓的籴粜法》，以出贷法和籴粜法为中心，探究了唐政府仓储制度的一些侧面，认为赈恤虽是用得最多的救荒方式，但实施出贷法或籴粜法，受益百姓因须反馈于政府，所以日渐受到重视，尤其是仓储量不丰的唐后期，更对之倚赖有加，可惜由于人事之弊，削弱了不少开仓的成效。刘玉峰《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业化》，认为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业化在广义农业的许多方面都有体现，其所显示出来的经济意义以及由此推动的社会变迁值得重视。程民生《唐后期及五代北方经济状况》认为安史之乱以后的北方经济依然发达，唐中央政府依赖东南财政，并不能证明唐代后期经济重心已经南移。陈金凤《唐代江西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略论》，以《太平广记》之记载为中心，揭示了唐代江西作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前沿地带的时代特征。刘进宝《敦煌文献中的“大户”与“小户”》，通过传世文献与敦煌文献中关于“大户”、“小户”记载的考察，认为唐五代的“大户”是指地方的豪强或大族人户；“小户”是指一般的平民百姓。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的“大户”已逐渐向宋初的“官户”演变。谷更有《论隋唐五代宋初由乡官到户役》考察了唐宋之际的乡村政治变迁，指出其反映了秦汉以来国家控制社会方式的变化，即弱化基层政治权力，强化中央对地方行政的高度集权。王棣《唐宋社会变迁下的北宋州县职役》，认为州县职役并非宋代才有，但只是到唐宋之际才逐渐制度化，成为乡村民户必须承担的一个制度性役种。该文还对州县职役问题凸现的原因提出了看法。

　　文化与社会变迁方面，张学锋《南京司家山出土谢氏家族墓志研究》考察了南京出土的谢氏家族墓志，并进而论证了南朝谢氏家族的变化情况。薛瑞泽《六朝邻里关系研究》认为，六朝邻里关系中积极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鼓励进取、促人向善的社会价值观普遍左右着人们的思维。何德章《“关陇文化本位”与“南朝文学北传”——关于隋唐文化核心因素的讨论》认为尽管南方文化各个层面的内容都对隋唐帝国产生过影响，但隋唐国家秉承北朝以来的基本政治文化理念，或者说本着儒教基本理念，以制度、政策及实际政治活动，强烈干预了南方社会，使南方社会较之汉魏六朝更全面地统合于儒教伦理之下。冻国栋《唐宋之“义门”略论》是一篇长文的摘要，在对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义门与孝门大家族个案考察的基础上，对唐宋间“义”观念的变迁、“孝门”的含义及其与“义门”的区别以及对乡里社会、家族制度等方面的影响等问题予以思考。唐刚卯《论东城老父对唐中叶社会变化的四大“忧虑”》，从东城老父所述“纳课户”、“重内轻外”、科举制度、夷夏杂居等四大“忧虑”入手，分析了唐中叶社会变化的一些侧面。贾志刚《唐代家籍、家簿与私修家史浅说》，分析了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不少家庭出现家籍、家簿与私修家史等现象。李并成、解梅《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果为粟特后裔吗？》认为早在秦汉之际中原曹姓就已入居敦煌，唐初谯郡曹通家族又因官居于瓜州，为瓜沙大族，曹议金很可能为其族属。从归义军曹氏的婚姻关系、曹氏统治间粟特后裔的地位及其影响方面分析，都对曹氏为粟特后裔提出疑问。郑炳林《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人口变化研究》，参据敦煌资料，对归义军时期敦煌人口的变化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杨富学《唐宋时代回鹘社会的发展与转型》认为，唐宋时代是回鹘社会达到迅猛发展并由游牧到农耕转移的重要时期，并对这一变化从生活方式、饮食、生产方式、民族性格和文化面貌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李华瑞《论宋代乡村客户的社会流动》试图用现代社会学的方法考察宋代的乡村客户，认为唐宋之际土地制度、经济关系的变革，是宋代乡村客户结构性流动形成上下流动曲线的根本原因；而其频繁的社会横向流动，则促成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高凯《从走马楼吴简蠡测孙吴初期长沙郡的疾病人口问题》统计和分析了新出吴简中涉及的孙吴初期长沙郡的疾病人口，并考察了其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于赓哲《唐宋民间医疗活动中炙疗法的浮沉——一项技术抉择的时代背景分析》，以炙疗法在唐宋之际民间医疗活动中的地位浮沉为视角，分析了唐宋民间医疗资源的分配状况。杨果、铁爱花《从唐宋性越轨法律看女性人身权益的演变》，通过对相关法律文本中“强奸”、“合奸”、“乱伦”等条文的分析，结合宋代司法实践，对从唐到宋女性人身权益的演变进行了探讨。朱海《西夏孝观念研究——以〈圣立义海〉为中心》围绕《圣立义海》一书，对西夏的孝观念进行了考察，揭示了其主要特点。梁中效《唐宋社会变迁与中华文明的转型》从地域划分的角度，对唐宋变迁的意义进行了论述。

　　宗教思想与学术文化方面，不少论文关注于佛教和道教史料的探讨。张弓《志磐<佛祖统纪>的学术特色》一文指出，《佛祖统纪》可称天台史学集大成之巨著，其学术价值约略可含“整合传统史法，创新史传体例”、“传叙天台宗‘山家’派之系谱”以及“统观‘禅、教、律’，会述‘儒、释、道’”等方面，是“宋代史学的代表作之一”。严耀中《试说<隋书·五行志>中的佛教史料》一文则考察了正史中的佛教史料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爬梳了《隋书·五行志》中有关佛教的记载，将之分为三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隋书·五行志》里涌现出众多的涉佛记载，表明佛教在隋代已经融入中国文化意识的主流。谭世宝《<《经典释文》成书年代新考>商榷》一文对孙玉文先生提出了质疑，列据相关证据说明，被学界接受的钱大昕、吴承仕、黄焯等人所主称的陆书成于“陈后主至德元年（公元583年）”之说确不可动摇。胡阿祥《韩愈史事背景两题》以韩愈的郡望及韩愈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为例，指出对韩愈的研究应该注意到与之相关的社会时代背景。有关道教问题，刘屹《中古道经的传袭、融汇与更新——以<升玄经·中和品>的形成为例》一文，比对了现存褚种“灵宝经”文献之主要内容，据此指出道教经典在其形成、演变的过程之中，不仅靠过去学界所认为的是借鉴佛经，同时又有自身的传袭和扬弃。而钟国发《民间黄老道派末世论与陆修静宗教改革的初步尝试》一文，则对民间黄老道派末世论与陆修静宗教改革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张泽洪《论唐代长安的道教文化》，参据相关史籍记载，对唐代长安可考的五十座道观加以排比，揭示了唐代长安道教文化蕴含的时代信息。黄楼《唐宣宗诗歌考略》通过对近十首宣宗诗歌的考辨，指出所谓宣宗遁迹诗均为佛家尤其是禅宗为扩大影响而附会上去的。有关史学、经学方面，菊地大《<吴书>编纂与孙吴王朝》一文，从孙权时期的《吴书》编纂、孙亮至孙皓时期《吴书》编纂的几位相关人物——周昭、韦昭、薛莹、华核及《吴书》的成立与意义几个方面考察了孙吴时期《吴书》编纂的过程及其所表达的政治文化信息。杨倩描《宋<易>的发展与王安石<易>学》一文，则在宋代《易》学长足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了王安石《易》学的特色及其在新学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

　　在与会议主题相关联的其它方面还有若干篇章值得注意。如冻国栋《唐长孺先生史学论著未刊稿叙录（一）》首次批露了唐长孺先生的一批未刊手稿，其中包括：《中国中古史大纲》、《中国古代行政地理（拟题）》、《中国政治制度略论（一）》、《格庐日记》等等，并就这批未刊手稿中所体现出的唐先生早年的治学理路与方法进行了诠释。王頲《文单国新探——兼论真腊国疆域问题》将“文单国”所在推定为泰国穆达汉府，并进而推论了真腊国的疆域约当今地之范围。石云涛《三至六世纪中印之间的交通》，则以使节、商旅、佛僧的行踪为线索，对这一时期中印之间的交通线路进行了考察。夏日新《杨守敬日本访书杂考》，参据中日两国相关记载，对杨守敬日本访书的数量、杨守敬日本访书经费的来源、杨守敬搜访图书的刊刻以及古逸丛书的底本等问题进行了叙述。鲁西奇《跋鄂东浠水、黄梅二县所见宋代墓志（资料）》发表了作者近期在鄂东地区考察时发现的宋代墓志八方，并对其中所反映出的政治社会问题进行了讨论。万军杰《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重收墓志释例》，对《汇编》及《续集》重收的墓志进行了逐一举例分析。

　　总之，本次国际研讨会对中国三至九世纪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和新的课题，刊布并研讨了若干新资料，揭示出若干理论以及方法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解决了一些历史疑难，为学术界日后围绕这一论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