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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胡如雷先生与隋唐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冯金忠

　　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中国唐史学会、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和河北省历史学会协办的“唐长孺、胡如雷先生与隋唐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4月16日至18日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召开。来自北京、天津、湖北、浙江、广东、河北等省市和日本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大会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孙继民研究员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邢铁教授共同主持。

　　唐长孺、胡如雷先生是20世纪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学家，曾先后担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为推动和繁荣隋唐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大会就唐长孺、胡如雷先生学术成就、贡献、特点及地位，20世纪隋唐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以及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及敦煌文书的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大会共收到论文四十余篇，除了纪念回忆和杂感文章外，还有一系列专题研究论文。现分两个方面对会议内容加以介绍。

　　1、关于唐长孺、胡如雷的学术成就、地位和治学特点

　　张国刚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唐长孺、胡如雷两位先生在古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中国唐史学会建立和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他认为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属于三代史学家。他们在20世纪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典型代表。加强对唐长孺、胡如雷二位先生治学方法、学术思想的研究对推动当今史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朱雷认为二位先生虽然研究领域不尽相同，但有很多共同点。他们继承了传统学者的精髓，又不断创新，注重历史规律的把握和探索。他还回忆了20世纪70年代末，唐长孺先生整理吐鲁番文书的情景。唐先生在整理吐鲁番文书的过程中，并不是将这些新出土的材料据为己有，而是整理后及时的刊布，使隋唐史研究者都能利用这部分材料，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充分体现了唐先生的学术公心。孙继民指出探讨唐长孺、胡如雷先生的贡献及地位，就不能不涉及到20世纪隋唐史研究的学术史。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是20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三人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成就、地位和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陈寅恪：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唐长孺：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胡如雷：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牛润珍也充分肯定了唐先生和胡先生的学术地位。他指出二位先生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对史学界研究方法和学术风气具有巨大的影响。

　　陈国灿回忆唐长孺先生当年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首先读《通鉴》，并结合两《唐书》写出读书报告。虽然唐先生十分重视实证，但并不赞成将自己归入“实证派”。唐先生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作为主攻方向，但很注重上钩下联，有些问题往往上推至秦汉，下延至宋元。另外，唐先生十分注重教学和科研的统一，通过教学发现科研问题，通过科研提高教学质量。魏连科回顾了唐长孺先生在中华书局为标点二十四史作出的贡献。唐先生竭十年之功，标点北朝四史，是参加二十四史校点工作时间最长的老专家。北朝四史出版后，得到学界普遍好评。唐先生利用《册府元龟》、《通典》等史籍对《魏书》中《礼志》和《刑罚志》缺文的补校，充分体现出先生认真细致的治学精神。冻国栋指出唐长孺先生生前所撰论著已大多刊布，但也有不少遗稿未及整理与发表。经初步整理，唐先生的未刊稿有《中国史大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行政地理》（拟题）、《格庐日记》、《魏晋南北朝史》（前三章）、《隋唐史讲义》、《魏晋南北朝史籍举要》、《隋唐五代史史料学》数种。唐先生的这批未刊稿，为后人认识青年时代的唐先生及其治学道路和治学态度提供了极好的资料。唐刚卯回顾了父亲唐长孺一生中的大幸与大不幸。他指出唐先生是属于“坐热板凳”的人，这是因为他能够从历史研究中寻找到发现的快乐。他还展示了唐长孺先生生前一些珍贵的图片资料。胡宝国指出唐长孺先生的学术深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唐先生十分尊敬陈先生，但他并没有对自己所崇拜的对象采取迷信的态度，相反，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他对陈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反驳。尽管陈、唐两位先生对《桃花源记》的研究不算是两位先生的代表作，但从中可以看出唐先生的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肃的。李文澜在发言中从两种社会形态下的自耕农有何区别、赋税是剥削还是义务以及亚洲型国家的再审视三个方面对唐先生提出的封建国家与自耕农的关系的命题进行了思考和论述。王延武认为，唐长孺先生的论著，在宏观上，多是围绕魏晋隋唐时期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分层、制度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及社会变迁进行。从微观上，则注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宗族、家庭、直至服饰、丧仪等社会生活等问题。这些既是文化史关心的，又是社会历史学注重的问题。齐陈骏回忆了唐长孺先生对自己学术研究的影响，认为唐先生的史学研究善于以小见大，先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宁志新指出胡先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他所运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的。胡先生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视“史论结合”，也重视比较研究。在胡先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无怨无悔的爱国精神，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以及顽强不屈的野生植物精神，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沈长云回忆了胡如雷先生对自己的学术上的帮助，指出胡先生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十分注重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王力平回忆了胡先生对自己的培养与教导。她认为胡先生具有丰富的知识、敏锐的洞察力和博大的胸襟。胡先生对学术界的新材料、新问题十分敏感。上世纪80年代初，即给学生们安排了敦煌学的专题讲座。秦进才回顾了胡如雷先生的代表作《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的成书过程。他认为与时代同步，解决时代需要回答的问题，负担起时代赋予的中心使命，才有可能写出传世的名著。胡先生经历的磨难挫折最终反而有利于使《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成为名著。黄正建认为胡先生的政治史研究贯穿了阶级（或阶层）分析的特点，而在后期对这种方法有所修正，开始对于某某人或某某势力是某某阶级的代表的说法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我们应当继承胡先生通过分析阶级阶层或社会基础来分析政治事件的方法，只不过在如何确定阶级、阶层、集团时要做深入的研究探讨，以更科学的分类来代替主观的简单分类。冯金忠探讨了胡先生在进行隋唐政治史研究时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如坚持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一贯坚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很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等。邢铁认为，胡如雷先生既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只言片语中，并不成体系。

　　另外黄惠贤、胡宝华、宁欣、孟繁清、宋大川、朱文通、宋燕鹏等先生也在会上发了言。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和敦煌文书、历史理论的专题研究

　　历史理论方面。王曾瑜《反常思维、变态心理等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人物的反常思维、变态心理不是个别的、罕见的现象。古今中外许多帝王都具有反常思维和变态心理。专制政体的自身就是反常思维、变态心理之类的温床，而掌握了最高的、得不到监控的权力的个人，其反常思维、变态心理之类无疑会对整个社会、整个民族造成绝大的危害。魏建震《关于自然科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应用的思考》认为自然科学方法的引入给史学研究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在大谈其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研究的主体是活生生的历史学家，只有充分发挥其研究主体的能动性，才能提高历史研究的水平。

　　敦煌学方面。刘进宝《唐五代敦煌种植“红蓝”研究》利用敦煌文书对唐代“红蓝”的含义以及种植情况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红蓝就是红花，其最重要的用途是染色与化妆，尤其是制作胭脂。红蓝的传入与种植与张骞出使西域、汉匈河西之战很有联系。西北地区种植红蓝的主要原因是比种植粮食作物有更大的经济效益。对红蓝的研究对进一步探讨敦煌石窟艺术，尤其是莫高窟壁画的颜料来源及用色、壁画保护等具有一定的启示。王力平《敦煌莫高窟游人漫题（汉文）研究》对敦煌莫高窟游人漫题这一历来为人所忽视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游人漫题同供养人题记一样，也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讯息，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社会、礼仪等方面。卢向前《武则天“畏猫说”与隋室“猫鬼之狱”》考察了“猫鬼”的来历及其演变，分析了隋室产生“猫鬼之狱”的社会背景，并认为武则天“畏猫说”与隋唐之际巫蛊术之一的“猫鬼”有深刻的联系。吴丽娱《新制入礼：《大唐开元礼》的最后创作》认为《大唐开元礼》是唐史研究的重要史料，研究很不充分。《大唐开元礼》和《唐六典》是唐朝政府比照《周礼》和《礼记》写成的。《大唐开元礼》最后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朱海《从判文略窥唐代丧葬之礼》以判文为视角，指出在与孝密切相关的丧葬问题上，唐代社会出现了不同的观念取向。时人多半容许以孝的名义违礼，特别是逾礼。即使是“释服从吉”，时人亦有着不同的主张。程存洁《论五代时期的城市变革》认为从唐朝后期开始，中国的城市已在渐渐的变化，到五代时期，城市的活动空间比以往更加扩大了，为宋代城市的发展拉开了序幕。北村一仁《论南北朝时期的“亡命”》认为南北朝国境地域，尤其是在特定的区域即“荒”地域中，往往成为亡命、叛乱的舞台。在“荒”的区域，“亡命”与“土豪”、“宗教者”寻求构筑了各种各样的联系。谷更有《汉唐时期父老与乡村控制》认为，对汉唐时期父老的演变及其与乡村控制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经济史方面。张荣强《孙吴简中的户籍文书》利用新出土的吴简探讨了孙吴户籍制度。认为孙吴的户籍与汉代相比没有了财产簿的内容，此外没有太大变化。孙吴户籍简的出土，弥补了汉唐间籍帐研究的重要缺环。杜来梭《唐户部使补正》对唐代户部司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今人严耕望著《唐仆尚丞郎表》一书多有订补。杨倩描《唐宋时期的“公使钱”与“公用钱”》认为在北宋初期，即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公使钱与公用钱是有明显区别的。而从真宗后期开始，公使钱与公用钱开始混称。但无论是混称“公使钱”还是“公用钱”，它们也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陈丽《冷兵器时代战争对经济发展影响》以唐五代时期华北平原为中心，探讨了冷兵器时代战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她认为中晚唐以后，江南经济发展到两宋之际，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南方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以北方的经济衰落为前提条件的。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是必然的趋势。如果仅依安史之乱主要发生在华北平原地区，就推论华北经济从此一直衰落下去是缺乏说服力的。

　　政治、军事方面。陈志坚《唐中和年间徐泗扬兵争之始末》以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为中心考察了唐代中和年间徐泗扬兵争的始末，指出这次“兵争”实际上就是中和年间发生的徐州和扬州两个强藩为了争夺泗州而展开的一系列斗争。刘安志《唐代府兵简点时间问题新探》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唐代府兵简点时间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唐代府兵的简点，既包含对成丁之人的点入，又包含对入老及不合留军之府兵的简退。府兵之简点过程反映了地方官府与折冲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唐玄宗开元六年以前，府兵实行一年一简点的制度，此后则改为三年一简点，这一变化正是府兵制走向崩溃和瓦解的真实写照。魏斌《公孙五楼家族与南燕政治》从公孙五楼及其家族的活动入手，对南燕政治中的一些问题加以讨论。齐陈骏、姚培锋《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用人制度述论》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用人制度是汉代选举制延续，但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状况，出现了地方大族把持选举用人的现象。九品中正制成为地方大族控制选举的工具。这一时期官僚出现“贵族化”倾向。

　　在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发言踊跃，讨论热烈，充分肯定了唐长孺、胡如雷先生的卓越学术成就和在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对二十世纪史学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从提交的专题研究论文来看，内容涉及历史理论、敦煌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诸多方面，大多站在学术前沿，视野开阔，论证缜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丰富了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认识。

作者：冯金忠，河北省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级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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