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方的海上交往发迹甚早，中国大陆居民在新石器时代就与海外有所交往。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在东部沿海众多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广泛发现了独木舟和木制船浆等水上交通工具，以及一种舟形陶器。就考古年代而言，它们多在距今五、六千年，其中河姆渡遗址所出土的部分遗物则有七千年的历史。从形制保留较为完备的舟形陶器来看，当时船体线条圆滑流畅，船头并有系缆孔，已经具备海上航行的条件。大约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陆居民的海上活动范围已经北达俄罗斯远东的海参崴，南至大洋州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因为考古发掘证明，现代波利尼西亚人在人种体质上与山东大汶口、西夏侯和浙江河姆渡等遗址中的古老居民有亲缘关系，他们很可能是从中国东部沿海迁移过去的。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中国大陆居民把自己的原始文化传播到海外各地。例如，中国东部沿海新石器中常见的有段石锛，在东南亚地区和波利尼西亚群岛也广有发现。

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国对外交往的出海口也很早就形成了。据史书记载，中西海上丝绸之路在西汉时期已发展成徐闻、合浦等几个港口。不过，就在丝路上的地位而论，今属广州的番禺应更为重要。番禺在秦代为南海郡治，已称“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1。南越王国时期，番禺号称“南武城”，进一步发展成为岭南都会。这里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发达。西汉初，在南越武王赵佗向朝廷进贡的方物中就有不少来自东南亚地区。当时曾出使南越的陆贾，在其《南越行记》中也提到一些域外花卉的传入。这方面的考古资料也很丰富，如在南越诸王陵墓中出土的文物中，雕有凸形花瓣的圆形银盒与古波斯银器形制颇为相似，而由璧琉璃珠制成的珠和璧则明显是外来之物。在这一时期，不能排除番禺作为出海口对外交往的可能性。

对广州一带的出海口，从晋代始有明确记载。裴渊《广州记》云：“广州东百里有村，号曰‘古斗’，自此出海，溟渺无际。”2据华南师大曾昭璇教授考证，在今南岗镇前进村一带。然而就其它史料来看，两晋时期外国商、使已多自广州登陆。当时自耶婆提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3，从广州出海的交通路线已经为行人所熟悉。据言，早在三世纪末，有20多个中国僧人曾到印度求经并寓居，他们便是从广州乘船出发的4。作为海上丝路的出发点，这时“广州声誉远播域外，成为南海丝路上的重要港口”5。可见广州出海港口应在晋代以前就形成了。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强盛和南北分裂等原因造成中原与西方陆路交通的阻隔，中原地区特别是南方政权不得不主要依赖海上丝路发展对外交往。南北朝时期，广州与南洋和西域的贸易已趋发达。刘宋王朝这里“舟舶继路，商使交属”6；南齐时“环宝溢目，商舶远属，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7；南梁则更是“航海岁至，逾于前代”8。在此基础上，广州的出海港口逐步发展起来，其突出表现就是南海神庙的建造和扶胥镇的形成。

开皇十四年（594）闰十月，隋文帝下诏为南海神建立祠庙，一般认为这是南海神庙的创建之始。尽管隋文帝建立南海神庙的初衷无异于对其他神庙的封建，仅为“表诚敬，报本始”而已，但是这一政府行为与当时广州对外交往的发展不无关系。据研究，人们对南海神灵的信仰主要出于对浩淼南海的畏惧和崇拜。“彼航海之人不一，而莫知其所滨；潮汐往来有期，而莫知其所发。或微若一苇，或大逾万斛，行万里海，焉有不畏惧乎？”再者航海常有风险，“或遇飓风掀簸，蛟鳄磨牙，或遇欠伸风雷，嘘吸潮汐”，动辄危及生命。“故凡外商海贾，南国之民，莫不以海而误称其神。必祗谒忱祷于中国人所名之海神，乃敢扬帆鼓棹，涉重澳而不惧。”9 就一般民众而言，南海神灵是作为人们在海上航行的保护神来崇拜的，他们叩拜南海神灵明显抱有确保安全以便利出海的功利性目的。因此，南海神庙的建立明显还带有另一层条件，即海上对外交往的发展。有学者主张南海神庙的建立早在南梁甚至晋代。此说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具有一定根据，因为自然崇拜多渊源于远古时代的原始思维和宇宙观，并经历漫长的时代才固定成型。尽管到隋代才有朝廷封建神庙的历史记载，但人们对南海神灵的崇拜必远早于此。笔者认为，在早先有民间神庙的筑造，后来随着对外交往的发展南海神崇拜愈加广泛和重要，以至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于是朝廷加以册封，使南海神转“民”为“官”，这种情况很有可能。

据韩愈《南海神庙碑》记述，南海神庙建立在“广州治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扶胥与晋代的古斗位置接近，前后相承。据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可知，两个地名均属古越语，“古斗”是“山冈、山村”之意，“扶胥”则是“人墟、城镇”之意。可见广州出海港口到隋代已经由小村发展成为城镇。《隋大业三年（607）太原夫人墓志铭》有“南海，治扶胥”之语，当时扶胥已是南海县治。《通典》记述隋文帝为南海神立祠于“南海镇南”，此南海镇当即南海县治，也就是扶胥。按理县治应在人口密集，市井林立之地，由此足见广州出海口的繁荣程度。

有唐一代，东方丝路出海口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交、广、扬、益”财雄天下，是中国著名的商业都市和贸易中心。尤其是广州，堪称中国南部沿海最为重要的港口。根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史料记载，当时中西丝路在南洋海域已形成非常发达的交通网，出海港口也有多个，然而其中记述最为详实者是“广州通海夷道”。外来胡商蕃舶多云集广州、扬州和安南等地，其中也以广州为数最多。在广州城里，由于多有胡商长期居住，专门设有蕃坊。日积月累，胡商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势力。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常有冲击衙门、洗劫城池之事。肃宗乾元元年（758）秋季大食、波斯胡商的一次袭击，甚至迫使广州刺史不得不弃城而逃。到后来黄巢义军攻陷广州的时候，“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10。

唐代扶胥港口码头至今可考。在章丘之北，南海庙西，今天仍有码头园一地。1973年这里发现了三排木桩，经碳14测定其年代约距今1110年，相当于晚唐时期。1984年，这里又有不少唐代建筑饰件出土。经过实地考察，得知这些木桩每条均有2米多，三排伸展开来则长达20多米，两侧还有支柱夹持。由此可以推知应是唐代码头所在。这些木桩由南海紫荆木做成，排列也很细密，说明当时码头建造比较讲究。同时这里大量的建筑饰件则说明当时码头所在应为繁华市井，人烟旺盛。再考察历史地理变化，可知这里堪称优良港湾。作为扶胥之口，黄木之湾，当时这里还是珠江入海之处，江水从西面而来，到这里转而向南，水面顿时宽阔，水深也大大增加，非常便利于海船的驶入。码头的位置选在神庙的西侧，其北与东都是山坡或高地，南面则有章丘矗立江面，既阻挡了来自东面的台风，又可防止洋面巨浪的冲击，因此停泊船只非常安全。

广州繁荣的对外贸易给唐朝政府带来极大的利润。珠江之中，常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11。其中舶脚、抽份之利，为数甚巨。有阿拉伯史料说，“广府尽管不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但据我估计，纳入国库的钱每天可达五万迪纳尔”12（据译者研究，迪纳尔属阿拉伯货币，1个迪纳尔金币相当于唐朝铜币1000文）。对外贸易成为岭南一大财源，首先使地方长官获利丰厚，以至于“凡为（官）南海者靡不拥载而归”13。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广州是“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经济地位相当重要。为此朝廷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专门负责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和税收。对外贸易的繁荣，也大大抬高了南海神灵的地位，朝廷对南海神予以高度重视，在天宝六载（747），唐玄宗册封南海神为广利王，并选用重要人物作使节，每年春秋两次祭奠，祝号祭式，与次俱升；牺牲馈献，丰厚有加。据韩愈碑文陈述，南海神愈加尊贵，地位凌驾于东、西、北三位海神及众多河伯之上。

宋元以降，海上丝绸之路在东部继续发展。就广州而言，尽管南海县治在唐代迁入广州，后来扶胥港的对外贸易旺盛有加。据陈大震《大德南海志》记载，当宋末元初之际，来广州贸易的国家达147个，扶胥一镇的年税收量多至4467贯，比新会、东莞、清远诸县的全县税收还要多。同时，“扶胥浴日”在宋、元两朝都居羊城八景之首，可见这里并没有所荒废。

明清时期，在种种因素影响下，广州的对外贸易受到一定限制。首先，封建朝廷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在经济政策上则顽守“重农轻商”思想，严格控制对外贸易活动，压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即使在略无战事的和平年代，统治者也对海外贸易活动进行严密的监控，制定种种规章制度，限制贸易活动的规模和范围。这种以封建经济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框架，从根本上决定了东方出海港口的衰败之势，决定了广州对外贸易的逐步衰落。其次，明、清两代南方海患颇多，忽而倭寇骚扰，忽而红毛侵犯，加上地方势力不时割据，私商海盗处处染指，中央政府在力不能济之时，便行海禁之策。前后几次严厉的海禁行为，直接给海上贸易造成严重损失。再次，珠江水流携带泥沙，导致扶胥码头渐渐淤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广州对外贸易受到影响。不过，有这么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在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之后，全球形成贸易网络，以丝绸之路相联系的东西方港口和交通更加便利。就东方中国而言，对外贸易有所衰落。然而就整个世界而言，东西沟通和贸易却加强了。二是自宋、元以来，中国一改过去坐待蕃商贸易的局面，主动出海行商的民间私商逐步增多。特别是16、17世纪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基本完成了由朝贡贸易到私人贸易的过渡。同时，这些民间商人携带中国特产出海贸易，使中国对外贸易从以进口奇珍异宝为主转换为以出口中国物产为主，在性质上有了根本的改变。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东方对外贸易的发展。

历史车轮不可倒转。尽管衰落的封建经济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外贸易，但是西方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起来。随着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荷兰、英国等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渐，在西方对外贸易日趋发达的同时，东方贸易经济也逐步走向近代化。单就广州而言，尽管受着清朝政府诸多方面的严格限制，但是其对外贸易仍在继续发展。特别是在自康熙二十四年（1757）到鸦片战争爆发的80多年里，清朝政府规定只允许广州一口贸易。一方面广州对外贸易达到一个高峰，另一方面十三行商们与西方商人的贸易在交易水平上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注释：

1《史记·货殖列传》。
2（清）顺治三年（1646）宛委山堂刊印《说郛》本。
3（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伤害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4杨书鹤《从公元3—7世纪佛教在广州的传播看中外文化交流》（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年编印《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第114页）。
5陈伟明、王元林编著《古代中外交通史略》（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6《宋书·蛮夷传》。
7《南齐书·东南夷传》。
8《梁书·南海诸国传序》。
9龙庆忠《南海神庙》（广州市文化局《广州文博通讯》1985年增刊南海神庙专集）。
10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6页。
11（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尚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4页。
12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页。
13（明）黄佐《广东通志》（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影印本）卷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