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岭南海路是中国丝绸向西方传播的一条重要渠道。从秦汉到明清，随着岭南海路交通的逐步发展，中国丝绸的向外传播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历史阶段。
关键词：岭南海路 交通路线 丝绸外传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和内容，丝绸的外传历史悠久。然而就目前学术状况而言，尽管在陆路方面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但在海路方面则尚戴系统和深入。本文拟就相关资料的勾沈，针对中国丝绸以岭南粤地为出发点向海外传播的进程作以粗略的描述。
岭南海路史称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丝绸向西方传播的一条重要渠道。根据这条交通要道的发展历程，中国丝绸的传播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一、 秦汉时期，岭南海路沟通伊始，丝绸向外初步传播。
五岭以南包括今广东、广西地区，自古是越人繁衍之地。早在先秦时期，这里与东南亚一带就有了海上联系。不过，由于越人社会发展程度有限，南海交通还不够发达。同时这里早期不事桑蚕，还没有丝绸向外传播。秦始皇平定六国以后，派兵占领岭南，在其地设置郡县，移民开渠，筑城修路，使岭南地区得到初步开发。在对南越王赵佗陵墓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不少丝绸碎片，可知至迟在秦末汉初，已有大量丝绸通过贸易传播到岭南地区。到西汉武帝时期，中原王朝平定南越王国，加强控制和开发岭南地区，并进一步向南海水域发展，从而打开岭南海路，开启了海上丝路之端。
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曾专门派使者扬帆出海，开辟了从岭南到印度半岛的远洋航线。其航程大致是：“自日南（今越南广治西北）障塞、徐闻（今广东徐闻县。位于雷州半岛附近）、合浦（今广西合浦县，位于北部湾沿岸）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今莫塔马湾一带，位于缅甸南部）；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即缅甸古国蒲甘，位于伊罗瓦底江中游）；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今太公城，位于缅甸西南孟加拉湾沿岸）。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马得拉斯，位于印度半岛东南沿岸），民俗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多献见。”
正是沿着这条航线，中国丝绸开始向外传播。当时为了加强与南洋国家的关系，汉武帝在朝中黄门郎官属下设置通晓番语的译长，令其专门主持南洋贸易。每到出海之时，译长招募航海人员，组织通商船队，与奉有外交使命的使节率队出海，到各国进行商贸活动。史书明确叙述这支通商船队是“赍黄金杂缯而往”，其中所谓杂缯就是各色缯帛绸缎。这些珍奇的生活用品在南洋各国引起轰动，使船队也受到普遍欢迎，“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
大约与此相近的时期，在中西海上丝绸之路的西部半段——从印度半岛往西直到波斯湾及红海、地中海等处沿岸，由希腊、罗马和波斯人经营出一条比较繁荣的贸易航线。据西方史料记载，每年仅从罗马到印度贸易的商船就多达120余只，它们多在6、7月份从意大利出发，穿越地中海、红海和阿拉伯海，10月份驶入印度西岸港口。在那里进行交易并停留到翌年4月份，再趁东南季风返回。约到西汉末期和东汉初期，中西海上丝路基本可以全程通航。罗马人福罗鲁斯《史纲》叙述，公元前30年代曾有中国人跟随印度使节到了罗马。《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则提及，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大秦幻人跟随掸国使臣朝拜洛阳；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节向东汉朝廷进献了象牙、犀牛角等珍奇之物。
公元前2世纪，已有中国丝绸从印度中转到西方。公元前1世纪中期，丝绸传播到罗马，并带着传奇色彩为罗马人所认识和接受。公元前53年，号称罗马前“三架马车”之一的克拉苏率领7个兵团发动了对帕提亚的侵略战争。在幼发拉底河畔的一次大战中，双方几经交手相持不下，突然对方阵营军旗大展，在正午阳光下璀璨夺目，使罗马将士一时眼花缭乱。由于不知道对方使用了什么武器或者发生了什么变故，本来素以勇敢善战著称的罗马军队顿时军心动摇，阵脚大乱。结果一仗下来罗马人全军溃败，克拉苏也被迫自杀。据称，那次波斯人所展示的神奇军旗就是罗马人前所未见的丝绸织物。
二、 三国至唐前期，南海交通地位上升，丝绸传播形成规模。
从三国分裂到唐朝崛起这一段时期，中国多处于分裂状态，然而中国人沿岭南海路的探索照旧继续进行着。同时对于南方六朝政权来讲，由于陆路业已被北方敌国隔断，不得不依赖岭南海路与西域沟通，这使得海上交通线越发重要起来。
这一时期中西之间海路往来日益频繁，岭南海路渐成繁荣之势。吴国黄武年间（222—228），朱应、康泰在孙权派遣下率领使团出访南洋诸国。东晋义熙年间（405—418），高僧法显从印度泛海回国。隋朝大业年间（605—618），隋炀帝派常骏、王君政等到了赤土（在今在今马来半岛）等国。此外，还有众多求法僧人和商旅活跃在中印海路航线上。与此同时，西方使者商旅也不断航海来华。黄武五年（226），罗马商人秦论从交趾（汉朝郡名，在今越南河内一带）登陆；太康二年（281），罗马使者经广州朝贡。三国时期，异域商旅在广州居住已是平常之事；南朝时期，远在斯里兰卡岛屿上的狮子国国王自称与中国“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据笔者统计，到唐朝前期，仅玄宗一朝从南海来华朝贡的使者就达六、七个国家之多。
中西往来的加强带动了丝绸的传播，这里主要表现在输出规模的壮大上。一方面，西方商人纷纷来华经商，带走大量丝绸。唐开元、天宝年间（713—756），曾流落广州的高僧鉴真见到，“（珠）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
而到过印度半岛的中国僧人慧超则说，波斯商人“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 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把大量沿海路带出国门。除去商人销售的丝绸不说，仅使者出访就带走不少丝绸。如隋朝使者常骏出使赤土时，当时隋炀帝是这样准备礼品的：“帝大悦，赐骏等帛各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
可见当时丝绸输出的数量相当巨大。
丝绸传播到西方之后，以罗马的消费最为巨大。早在公元前后，丝绸就在罗马刮起了一场经济旋风，无论贵族元老，还是妓女艺人，都以穿着丝绸为尊贵和时尚。据载罗马城内设立了专门买卖中国丝绸的市场。罗马人对丝绸的使用普及率也很高，赫德生在《欧洲和中国》中甚至说其风行程度“不下于中国的洛阳”。后来几个世纪尽管海上丝路控制在波斯人手里，但罗马人消费不减，并且开始有了自己的丝织业。裴松《三国志注》所采录的《魏略·西戎传》曾提到，罗马商人“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还中”。罗马与波斯之间的丝绸贸易引起西方史家的不胜惊叹：“丝至罗马，价等黄金，然用之者众，故金银乃如水东流。”
此外，在南亚一带，中国丝绸成为人们婚嫁必需的礼物；在中亚、西亚，则是当地最受信任的通货；在非洲，亚历山大里亚成为世界闻名的丝货贸易和丝织业中心。这些足以证明中国丝绸对外贸易的市场已经非常广阔。
三、 唐中期至明中期，中西海路交通超越陆路交通，丝绸传播进一步发展。
大约在唐朝中期，陆、海交通在中西往来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陆路盛极而衰，海路地位则超越陆路，成为中西往来的主要渠道。与此同时，岭南海路的交通也日益发达起来。在岭南与印度半岛之间，航海路线已有多条，或从广州升帆，穿越南海到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国，再经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到印度半岛；或从交趾入海，过南海到加里曼丹岛西部的社婆国，然后西行过马六甲海峡和孟加拉湾到印度半岛；或从乌雷（今广西钦州，属唐岭南道陆州治所，濒海有乌雷岭）出发，沿中南半岛海岸南行，经扶南（在今柬埔寨及越南南部）、郎迦（又称狼牙修，在马来半岛东海岸）等国，再向西越印度洋到狮子国。此外，还有合浦、占颇等出海口和其它分支航线，交织成一个畅通便利的海路网络。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发展是，随着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巨大进步（如船体比前加大，结构更加坚固，指南针、牵星术、航海图以及季风助航普遍应用），中国人开始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西部半段熟悉起来。《唐书·地理志》采录德宗朝宰相贾耽《皇华四达记》资料，最早准确记录了从岭南到波斯湾乃至红海和非洲的航海路线，即所谓“广州入海夷道”。这说明最晚到唐德宗时期（780—805年在位）海上丝路业已全程畅通。
在此基础上，丝绸西传以新的形式向前发展。其一，在管理制度上，市舶制度得到确立和发展。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丝绸主要是以朝贡贸易的方式向外传播。异域各国艳羡渴求珍贵的中国丝绸，于是纷纷派使来华，进贡一些地方特产，借机带走一些丝绸。历代统治者抱着“怀柔远方”的传统外交思想，对来华使者无不慷慨回赠，而丝绸自然是主要的礼品。为了管理朝贡贸易活动，中国政府制定了专门的制度。最晚在玄宗时期，开始设立市舶使之职，由皇帝直接从朝廷派遣。北宋开宝四年（971），进一步在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机构，并制定比较具体的市舶条例。到明朝时期，又出现了附设于市舶司的三牙行，从市舶司把经纪交易、盘验纳税等管理职权分离出来。其二，在外传方式上，中国商人开始大量出海行商，使丝绸由外藩来求变为主动外销。大致从唐代开始，技术上的进步使中国商船得以泛海远洋。出于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北宋朝廷还制定了招商出海贸易的政策，规定商人将其货物品种数量及所到地区上报于所在州府，请人做以担保，然后由官方发给证券出海贸易。从此，中国海商愈来愈多地涌向海外，使丝绸以更加广阔的层面向外传播。就汪大渊《岛夷志略》中资料统计，到元朝时中国丝绸仅在南洋就运销41个国家。其三，在经营目的上，丝绸外传基调发生变化。大约到16、17世纪，中国在海外贸易形式上从朝贡贸易过渡到私人贸易，民间商人成为丝绸外传的主要媒介。这时候丝绸外传不再以怀柔远人的政治因素为主，而是以获求利润的经济因素为主。在这种情况下，丝绸以商业销售的方式流向海外。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商人们把纺织丝绸的原料——生丝也带出海外。在明代，大量生丝出口到菲律宾等地，获得利润甚巨。“中国湖丝百斤，价值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
四、 明中期以后，中西海路网络形成，中国丝绸外运达到高潮。
明中叶即16、17世纪以后，新兴的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开始把侵略触角远伸到东方世界。它们在残酷掠夺和屠杀殖民地人民的同时，也通过开辟远洋航线促成全球性的世界市场。这一时期的主要航线，一是从澳门出口，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越印度洋，过印度果阿，直达里斯本及欧洲其它地区的路线，这条航线是在原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以前更为畅通发达。二是从澳门到日本的路线，是葡萄牙人用中国丝绸换取白银的一条重要商路。三是大三角贸易航路，西班牙人用美洲白银从中国南部沿海获取丝绸，经过马尼拉运销拉丁美洲和欧洲。此外，18世纪英国商人开辟了一条从广州通向澳州的贸易之路，美国人则打通了从广东沿海到北美洲的航路。这样，中西之间形成了非常发达和完善的海路贸易网络。
在这一时期，中国丝绸外运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潮。从岭南海路运出的丝绸，不但在欧亚非旧大陆上依旧保持旺盛的消费，而且还把市场开拓到南北美洲和大洋州一带，贸易规模大得惊人。17世纪，从广东出口的丝绸主要运销欧洲、美洲和日本三大国际市场。在欧洲，仅葡萄牙商人每年运销的中国绸缎就达1300箱（甚至还有人认为高达5300箱），一般每箱装有各色绸缎250匹。同时由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丝织业兴起，需要大量的生丝原料，葡萄牙人从澳门贩运到欧洲的生丝年均数千担，1635年高达6000担。关于美洲市场，著名学者全汉升评价说：“从马尼拉驶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帆船可以称为丝船，因为船上装的货大部分是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
其中有不少货物来自广东，象广州的塔夫绸等。在墨西哥拥有大规模的生丝加工业，据1637年的一份报告可知，当年在这里竟有14，000名工人从事丝绸纺织工作。至于日本市场，据矢野博士估计，仅葡萄牙商人在从澳门到日本的丝绸贩卖活动中每年获利就达235万两白银。广东出口的丝绸主要从澳门直接运往长崎，或者经吕宋转销到日本。18世纪以后，英国、美国相继成为中国丝绸的主要外销市场。据严中平统计，在广州独口贸易的七八十年间，仅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出中国生丝年均价值就有几十万两白银，最高可达45.5万两以上。19世纪最初15年中，美国从中国输出丝绸年均万匹以上；从1815年到鸦片战争前夕，年平均则在十几万匹以上，1822至1823年度竟高达38万匹。
随着贸易形势的发展，丝绸外销在管理制度上进一步发生巨大变化。明万历年间（1573—1620），朝廷采取利用商人直接管理贸易的方法，设立“三十六行”，创立牙行制度。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和二十四年（1685），清廷撤销市舶司，设立粤海关。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设立公行，招请财富殷实的商人按经营货物品类别承充各行行主，专门从事对外贸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十三行”。“十三行”实际上是一个拥有特权的商人团体，其所经营的外贸“是中国封建社会官营外贸中政治色彩最淡薄，官营程度最低，商品经济程度最高的外贸，这种外贸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官营贸易的最高峰”。实质上公行制度是中国外贸制度的一次重要转折，它的确立为中国丝绸外贸走向近代化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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