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官告院与绫纸钱

杜 文 玉

摘要  官告院是五代时期创置的专门掌管官员告身的机构，绫纸钱即指告身的成本费，又称朱胶轴钱。本文主要研究了官告院始置时间、主管官员、具体职能、告身印的归属等问题。对于绫纸钱的收取数额及其前后变化也做了较详的考证，指出了自唐、五代至宋代不同等级的官员所用绫纸的规格与变化。

关键词  官告院  告身印  绫纸钱 

 一

官告（诰）院是五代时期的一个机构，关于其始置时间，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最早见于史籍的时间是后唐同光二年（924），据《五代会要》卷14《吏部》载，这年正月中书门下奏曰：

“‘准本朝故事，如封建诸王、内命妇及宰相、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诸道节度、观察、团练、防御、留后官告，即中书帖吏部官告院，索绫纸、褾轴，下所司修写印署毕，进入内宣赐。其文武两班并诸道官员及奏荐将校，敕下后，并合是本道进奏院，或本人自于所司送纳朱胶、绫纸价钱，各请出给。今后请除内司大臣并侍卫及赏军功将校转官外，并请官中不给告敕’。从之”。

从引文之义来看，官告院似乎不是后唐所始置。从中书门下上奏的时间看，距灭梁仅仅三个月，百废待兴，后唐不可能在此之前新置这种并不急迫的机构。“准本朝故事”一句中的所谓“本朝”，即指唐朝。既是本朝故事，那么官告院则应是唐朝固有的机构，而现存有关唐史的典籍中，却无官告院的记载，所以其很可能是唐末所增置的一个机构。会不会是后梁时期设置的机构呢？可能不是，因为唐庄宗攻进汴梁的数天后，即下诏将“天下官名、府号及寺观门额，曾经改易者，并复旧名”。[1](《旧五代史》卷30《唐庄宗纪四》)又因为仪仗法物使一职是后梁设置，便将其公然罢废。[2]（《五代会要》卷24《诸使杂录》）如官告院是后梁所置，则唐庄宗决计不会予以承继，中书门下也决不会糊涂到将其看成“本朝故事”。从上面引文看，官告院是隶属于吏部的一个机构，其主管官员为何人，却没有明确地记载，另据宋人记载：官告院，“国初于右掖门东廊置院，四司告身案并集于此，以备中书除改。本司郎中各主其事。淳化五年，始专置官，属于省内，掌文武官将校告身及封赠”。[3]（《职官分纪》卷9《官告院》）可见官告院是由吏部郎中掌管，直到宋太宗淳化五年（994）才设置了专官，既如此，五代时期的官告院也应由本司郎中掌管了。所谓专官，指官告院设提举一人，以知制诰充，另设判院一人，以带职京朝官充。[4]（《文献通考》卷60《职官考十四》）官告院除了以上主管官员外，还置有不少吏员，唐五代的情况不得而知，宋代的编制是：“主事一人，令史二人，书令史九人，守当官一十二人，正贴司八人，私名一十人，法司一人”。[5]（《宋史》卷163《职官志三》）官告院在宋代的职能是，掌管所谓“四司告身案”。其中“四司”，即指吏部司、兵部司、司封司、司勋司，它们分别掌管文官、武官的选授和王公命妇、勋臣的封赠等事。[3]（《职官分纪》卷9《官告院》）也就是说以上四个部门所管的各种官员选授和封赠，其告身均由官告院提供。从上引《五代会要》之文看，诸王、内命妇及宰相以下官员的告身，由中书省向官告院索取绫纸、褾轴，然后才命所司修写并印署毕，再进行宣赐。这里提到的“所司”，即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所说的绫纸、褾轴，均为制作告身的专用材料，[1]后来也作为告身的代称。如宋代在发生大灾荒时，地方官员往往“请于朝，得度牒、缗钱、绫纸，以助赈恤”。[4]（《文献通考》卷32《国用考·赈恤》）这里所说的“绫纸”，实即告身，它和度牒一样，都可以变卖成钱财，用于救灾度荒。这种现象在唐代就已有之，并非始于宋代。[6]（《资治通鉴》卷253唐僖宗乾符五年四月）所以五代时期的官告院和宋代一样，都是掌管官员告身的机构。

唐代官员的告身上要加盖告身印，方才为合法，关于此印，高承《事物纪原》卷1《告身印》条引《通典》云：“唐明皇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吏部尚书李暠奏，告身印与曹印文同，请加告身两字，即‘吏部告身之印’，始自唐李暠也”。[7]唐代的吏部和兵部分掌文官与武官铨选，既然吏部有了告身印，那么兵部按理也应有其告身印，这是不言而喻的。孙逢吉《职官分纪》卷9《官告院》载：“凡官告各以主司告身印印之，文臣用吏部，武臣用兵部，王公命妇用司封，加勋用司勋”。另据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2《典故沿革》载：“凡文臣及节度观察防团刺史、诸司使副、内殿承制崇班，皆用吏部印；管军至军校环卫官，用兵部印；封爵命妇用司封印；加勋用司勋印”。[8]可见宋代确有四司告身印无疑。唐五代是否也四司告身印，不敢妄断，但吏、兵两部有这种印应是没有问题的。然《文献通考》卷52《职官考六》却载：“官告院主管官二员，旧制掌吏、兵、勋、封官告，以给妃嫔、王公、文武品官、内外命妇及封赠者。四选皆用吏部印，惟蕃官用兵部印。”没有提到司封、司勋告身印，与上述两书记载颇不同。由于以上记载均未写明相应的时间，很可能宋朝制度前后有所变化，而修史者又忽略了时间的记载，致使后人无所适从。另据记载：官告院“掌吏、兵、勋、封官告，以给妃嫔、王公、文武品官、内外命妇及封赠者，各以本司告身印印之。文臣用吏部，武臣用兵部，王公及命妇用司封，加勋用司勋。官制行，四选皆用吏部印，惟蕃官则用兵部印记”。[5]（《宋史》卷163《职官志三》）所谓“官制行”，指宋神宗元丰年间对官制的改革，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元丰改制后，才出现了告身只用吏部、兵部告身印的情况，而司封、司勋两司之印不再用。

自从官告院设置以来，告身印由其四司分别掌管，还是由官告院专掌，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有关五代的情况，从上引“即中书帖吏部官告院，索绫纸、褾轴，下所司修写印署毕，进入内宣赐”等语看，官告院似未掌管告身印。五代沿袭唐制，可以推知唐代也应是如此。宋代的情况就不同了，宋人李焘在记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十月册张美人为贵妃一事时，写道：“国朝命妃皆发册，妃辞则罢册礼。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后进。又，凡制词即授閤门宣读，学士院受而书之，送中书结三省衔，官告院用印，然后进内。张美人进号贵妃，（宋）祁适当制，不俟旨，写告不送中书，径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进。妃方爱幸，冀行册礼，得告大怒，掷地不肯受。祁坐是黜”。[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5）时宋祁任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故既可书告，同时又可利用其提举官告院的方便条件，“径取官告院印用之”。但是册封贵妃乃是非常隆重的大事，其告应当先送中书，并要经过门下省的审议，由三省长官结衔署名，然后到官告院用印，宋祁不懂此道，被贬黜自然是难免的了。从这些情况看，则以上四司的告身印应是由官告院掌管的了。正因为如此，宋朝有事则直接向官告院索取空名告身，如熙宁九年（1076）四月，“令官告院给空名国子博士、殿中丞、卫尉丞、大理评事、内殿崇班、供备库副使告身各九十二道，讨安南以招降赏功”。[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4）这种空名告身无疑是加盖了告身印的。

目前存世的唐代告身原件及复制件为数不少，其中有“颜真卿告身”，相传为颜真卿本人所写，故人以为至宝，迭经翻刻，流传极广。告身可以自写，可见唐朝在这个问题上并未有严格地限制。宋人洪迈说：“唐人重告命，故颜鲁公自书告身，今犹有存者。韦述《集贤注记》，记一事尤著，漫载于此：‘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制加皇子荣王已下官爵，令宰相及朝官工书者，就集贤院写告身以进。于是宰相张九龄、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萧太师嵩，李尚书暠，崔少保琳、陈黄门希烈，严中书挺之，张兵部均，韦太常陟，褚谏议庭诲等十三人，各写一通，装缥进内。上大悦，赐三相绢各三百匹，余官各二百匹’。以《唐书》考之，是时，十三王并授开府仪同三司，诏诣东宫、尚书省，上日百官集送，有司供帐设乐，悉拜王府官属，而不书此事”。[10]（《容斋随笔》卷3《唐人告命》）尽管洪迈对此事颇为怀疑，但却未对他官皆可书告之事否认，可见在唐代写告者，并非是中书舍人或知制诰的专任。宋人则多以专官领此事，与唐制颇不相同。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改革职官制度，“文武告身属吏部，蕃官告属兵部，封赠及命妇告属司封，加勋并将校告属司勋。官告院四部告身案及吏人，随事隶本部”。[4]（《文献通考》卷14《职官考十四》）这样就等于撤消了官告院，其分管四司告身案的吏员根据其所管事项，分属于吏部、兵部、司封、司勋四司。由于这时官告院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其原所管的告身印自然又复归诸司分掌。又由于这时只用吏部与兵部告身印，所以其余两司告身印只好封存不用了。元丰七年（1084），又将司封、司勋所管告身案并入吏部的预书库收掌。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设造官告局，隶属于吏部。大观元年（1107），复置官告院，隶于尚书省左右司。大观三年（1109），改隶于吏部。政和三年（1113），令官告院仍然置主管官二员，并命少府监铸印，印文为“吏部制造告身案记”。自此之后，终南宋一代，官告院再无发生过任何变化。[4]（《文献通考》卷14《职官考十四》）

从这个“吏部制造告身案记”的印文来看，显然是用来加盖在告身上，以防止作伪假冒现象的发生，这和其原来掌管的告身印有很大的不同。据《宋史》卷163《职官志三》载：“宣和元年诏：‘官告院立条，凡制造告身法物，应用绫锦，私辄放效织造及买贩服用者，立赏许告’”。可见假冒仿造告身者，在当时确实大有人在，以致于政府除了颂布法规惩治外，也不得不采取一些防伪措施。由于官告院所掌之印已经改换，加之史籍中没有提到告身印重归官告院掌管，所以吏部与兵部告身印应仍由两部分掌。

二

任命官员所颁发的告身，是否由个人出资，历代对此规定并不一致。唐代规定选人一旦通过了书判考试，铨选得官后，是要交一笔官告费的。[11]（《册府元龟》卷636《铨选部·考课二》）五代在后梁时期全部由朝廷出资，并不向个人收钱，所谓“伏自伪梁，不分轻重，并从官给”。[1]（《旧五代史》卷31《唐庄宗纪五》）从上引《五代会要》之文看，后唐在同光二年（924）规定，除了“内司大官并侍卫及赏军功将校转官外”，其余均须交纳绫纸朱胶价钱，即告身的成本费，谓之绫纸钱，也有称朱胶轴钱的。地方官员可以通过诸道进奏院交纳，在京官员则需本人到所司交纳。所谓内司大官，指内诸司使系统的高官；侍卫指侍卫亲军系统的武官；以及因为建立军功而迁转官职的官员。这是唐庄宗时期宦官势力重新抬头，以及重武轻文政策的又一体现。至同光三年（925）正月又改为：“今后特恩授官，侍卫军功改转，内廷诸司带职，外来进奉受官，绫纸并宜官给。……其官告，若是旨除授及品秩合进呈者，准例进内，余并送纳中书门下，点检给付。敕画到本司，十通已上官告，限三日内印署，三十通已上限五日，五十通已上，中书门下与限催促。如临时缓急宣赐，不拘此限”。[2]（《五代会要》卷14《吏部》）这次变动不仅涉及到绫纸钱的问题，而且还规定了告身印署的时限。总的来看，这次有关绫纸钱的问题变化不大，只是将特恩授官和外国外族进贡者授官的告身，纳入免费之列，其它方面并无变化。

五代的这种规定很不合理，并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据新五代史卷55《刘岳传》载：“唐明宗时，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输朱胶纸轴钱，然后给。其品高者，则赐之，贫者不能输钱，往往但得敕牒而无告身。五代之乱，因以为常。官卑者无复给告身，中书但录其制辞，编为敕甲。岳建言，以谓‘制辞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训诫，而受官者既不给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诏也。请一切赐之’。由是百官皆赐告身，自岳始也”。[12]关于此事，《资治通鉴》卷275记在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十一月，并且与上引《刘岳传》所记详略不同，现录其文如下：

“旧制，吏部给告身，先责其人输朱胶绫轴钱。丧乱以来，贫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刘岳上言：‘告身有褒贬训戒之辞，岂可使其人初不之睹！’敕文班丞、郎、给、谏，武班大将军以上，宜赐告身。其后执政议，以为朱胶绫轴，厥费无多，朝廷受以官禄，何惜小费！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输钱，皆赐告身’。”

可见自刘岳奏后，并非一步到位，免除了所有官员的朱胶绫轴钱，而是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其实延续了好数年时间，从《五代会要》卷14《吏部》的记载看，直到天成四年（929）方才完全免去一切费用，这年十一月敕曰：

“今后应是官告，除准宣破外，其陈乞除官，并追封、追赠、叙封、进封等官告，及举人冬集，绫纸、罗褾轴、锦袋等，宜令并与官破，仍勒各随色样尺寸，如法装修，疾连书写印署进纳”。

“其月敕：‘应诸道州府令、录等官告敕牒，元是中书进纳入内，令閤门宣赐。其判官、主簿官告，旧是所司发遣受恩。今后赴本任，地理远近，各有程限，比候进纳，恐有停滞，况绫纸、褾轴，价钱近已官破，今后所除州县官告身敕牒，宜令中书门下指挥，不要进纳，并委宰臣当面给付’”。

除了规定官告一切费用均由朝廷承担外，还将外州府新任官员，本来入宫由閤门使代表皇帝宣赐告身者，均改为由宰臣当面给付。但是，至后周显德五年（958）闰七月，经吏部南曹奏请后，又恢复了绫纸钱的交纳。“每年及第举人，自于官诰院纳官钱一千，买绫纸五张，并褾轴，于当曹写印缝缝给，于官诰院却每人牒送朱胶钱三百到曹，支备铨中及当司公使。”“官诰院牒送到朱胶钱一千内抽二百文，刺送到都省，充抽贯钱”。[2]（《五代会要》卷22《吏曹裁制》）这里虽然说的是贡举及第人要交纳此钱，但也反映了后周时期不再免除此钱的事实。那么后周为什么要恢复交钱呢？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从一些史实也可以窥知其中的缘故。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是时，所除正员官之外，其余试衔、帖号止以宠激军中将校而已，及长兴以后，所除浸多，乃至军中卒伍，使、州、镇、戍胥史，皆得银青阶及宪官，岁赐告身以万数矣。”对于文中所谓“试衔”、“帖号”，胡三省解释说：“试衔，谓试某官某阶，皆以入衔也。帖号，谓帖以诸衔将军、郎将之号”。文中所谓“使”与“宪官”，胡三省注云：“使谓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司。御史台官谓之宪官，此亦言试衔官也”。[6]（《资治通鉴》卷275唐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及胡注）所谓“岁赐告身以万数矣”，说的虽是五代授官之滥，但授官越多则朝廷支付的告身钱也就越多，这大约是后周恢复收取绫纸钱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早在后唐清泰二年（935）就有人提出了恢复收取绫纸钱，这年七月御史中丞卢损上奏说：“准天成元年七月及四年十一月敕：‘应中外官除授，不计品秩，一例宣赐告身’。请依旧制，合赐外，各令自出绫纸”。只是由于皇帝不同意，才没有实行。[11]（《册府元龟》卷633《铨选部·条制五》）

两宋时期沿袭后周制度，对官员收取官告钱。如宋太宗淳化元年（990）五月二十五日诏：“百官为父有官，先曾降麻制授官者，纳钱五千”。[13]（《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六一）至道元年（995）二月诏：“应中书除授幕职州县官绫纸，并令赐与，不更纳钱，其吏部拟授四川官，亦免所纳朱胶绫纸钱六贯四百五十”。[13]（《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六一）这就说明此前这类官员是要交纳钱的。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七月提举官告院程林言：“‘选人官告小绫纸一副、木轴、小锦褾、青带，合纳钱一千，中绫纸一副、中牙轴、中锦褾、青带，合纳钱一千五百，并八十陌。欲望自今小绫纸纳钱五百，中绫纸纳钱一千，只于本院绫纸库送纳。若选人料钱十贯已下，不纳’。从之”。[13]（《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六四）对选人料钱低于十贯者，免于纳钱。以上情况说明，北宋对官职低微、收入较少的官员、选人，一度采取了免收或少收朱胶绫纸钱的政策，这与五代的情况正好相反。到了南宋时期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绍兴六年（1136）三月一日，诏曰：“文武官磨勘给告，并量收绫纸钱。先是，文思院织造告绫费用倍多，臣僚以为言，故有是诏”。[13]（《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六九）这次变化是由于造绫费用增长，遂又恢复了对所有官员一律收取朱胶绫纸钱的旧规。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吏部上言：

“‘一、绫纸钱内，文臣太中大夫，武臣观察使以上盖免；文臣中散大夫，武臣遥郡刺史以上，二十贯；文臣朝奉大夫，武臣武翼大夫以上，十五贯；文臣通直郎，武臣修武郎以上，一十贯。以上各欲增五贯。

一、封赠绫纸钱：三公、三少、开府仪同三司，七贯五百文；东宫三师、三少、特进、太尉、金紫、银青光禄大夫、左右金吾卫、左右卫上将军、节度使、承宣观察使，六贯；宣奉、正奉、通奉大夫、左右骁骑以下诸卫上将军，三贯五百文；通议、太中大夫，三贯。以上并欲增一倍。中大夫、中奉、中散大夫、防御、团练使、诸州刺史、左右金吾以下诸卫大将军，二贯六百文；朝议、奉直、朝请、（朝）散、朝奉大夫，二贯三百文；朝请、朝散、朝奉、承议郎、诸卫将军、太子诸率府率，一贯八百文；奉议、通直郎、太子诸率副率，一贯五百文；宣教郎以下，一贯。已上并欲增一倍。母及朝奉大夫、遥郡刺史以上妻，七贯二百五十文，欲增四贯八百文。余妻六贯四百五十文，欲增三贯五百五十文。武功、武德、武显、武节、武略、武经、武义、武翼大夫、遥郡同，二贯三百文；武功、武德、武显、武节、武略、武经、武义、武翼郎，一贯八百文；训武、修武、从义、束义、忠训郎，一贯五百文。以上并欲增一倍’。从之”。[13]（《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七十）

从以上规定看，南宋初期的绫纸钱收取的数额极大，而且呈不断增长之势，已经不再仅仅是收取告身的制作成本费，而变成了一种政府收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当时南宋政府财力紧张不无关系。不过这一时期对于高级官员还是免收费用的。随着南宋政治局势的变化，财力的增长，这种情况肯定是要改变的。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七月诏：“自今文武臣转官、初补、循资、叙复、封赠之类，合纳绫纸钱，并与免纳。仍令敕令所将绫纸钱条格删去”。[13]（《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七三）即将所有的官员包括封赠在内，都统统免去了绫纸钱，与此同时还干脆删去了收取绫纸钱的相关格条，不过在宋孝宗以后的诸帝统治时期，此事仍有过反复。

对于官阶不同的官员，其告身所用的绫纸也不同。唐代在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八月规定：“五品以上，用大花异纹绫纸，紫罗里，檀木轴；六品已下朝官，装写大红绫纸，及小花绫里，檀木轴；命妇邑号，许用五色笺，小花诸杂色锦裱，红牙、碧牙轴”。[14]（《唐会要》卷75《杂处置》）五代的规定与唐代不同，后唐同光二年（924）规定：“当司所给王公封爵承袭告身，如带同中书门下，使色背金花绫纸；如节察不带使相者，白背金花绫罗纸；已下诸官，并使白绫纸。其追封并邑号，则不系品位高卑，并使色背金花罗纸。其纸面除内出翰林修写告身外，不得辄画龙凤”。[2]（《五代会要》卷14《司封》）这里所说的“所司”，即指官告院；所谓“节察”，指节度使与观察使。而宋代对此的规定则复杂得多，现将其具体内容详细抄写如下：

“凡宰相、亲王、使相，用五色背金花绫纸，犀轴、晕锦褾袋、色带；三师、三公、枢密使及曾任宰臣，官至太子三师、仆射以上，嗣王、郡王、节度使，用白背金花五色绫纸、犀轴、晕锦褾袋、色带；参知政事、宣徽使、枢密副使、太子三师、仆射、御史中丞（大夫）、两京留守、皇弟、皇子、皇侄、皇孙，用白背五色绫（纸）、晕锦褾（袋）、大牙轴、色带；尚书、文明殿学士、太子三少、京牧、（大都督）、大都护、两省侍郎、京尹、（统军）、上将军、两使留后、观察使，用白背五色绫纸、法锦褾、大牙轴、色带并（十）七张；三司使、翰林学士、侍读、（侍讲）学士、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御史台四品、两省五品以上，诸司、东宫三品，王傅、中都督、诸府尹、上都护、下都护（督）、昭文馆、集贤院学士、左右庶子、詹事、诸卫大将军、防御、团练使、刺史、横班诸使、昭宣使、枢密都承旨及诸使司（诸司使）、军职带刺史者，用大绫纸、大（法）锦褾、大牙轴、色带；三司副使、升朝官、太常博士以上，京府少尹、赤县令、王府长史、司马、（诸司马）、诸司副使、枢密副（都）承旨，节度行军、副使、（两使）判官检校至常侍、中丞以上者，诸军都指挥使、（御前忠佐都军头以上者，[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及供奉官、军职加爵邑者，用大绫纸、大锦褾、大牙轴、青带并七张；升朝官、五官正、郎将以上，内殿崇班及閤门祗候、（京）官带馆阁、三司职事者，防团副使、两使判官、畿令、诸州别驾、幕职、州县（官）检校至员外郎者，中书、枢密主事以上，两省主事、入内高班内品以上，诸军都虞候（忠佐副军都头、诸班指挥使、藩方马步军都虞候）以上，供奉官以下及三司勾院覆官以上，检校至尚书省技术官、至朝官同正官（者），用中绫纸、中锦褾、中牙轴、青带；（京官）、灵台（郎）、保章正、幕职州县官、高班内品、翰林（诸）待诏、医官、中书行首（省）守当（官）、枢密院主事、令史、法直、礼直官，用小绫纸、小锦褾、木轴、青带并五张；诸蕃蛮子授大将军、（将军）、司阶、司戈、司候、军将等，用大绫纸、大牙（锦）轴、法锦褾、色带。……”[2]

另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六一载，以上为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九月重新修定的规定。此后，宋代在这个方面还有作过多次的修定。除了对各级官员告身所用绫纸有详细的规定外，宋代还对妃嫔、公主、各级官员母妻的封赠，对官员的追赠等所用绫纸，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五代、两宋时期在告身所用绫纸上的这些规定，实际上是等级制度在官员告身问题的具体体现。

                                   （原载《唐都学刊》2003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刘昫. 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孙逢吉.职官分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十通本，中华书局，1986.

[5]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7]高承.事物纪原[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进步书局排印本.

[11]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12]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4]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中国唐史学会    联系信箱：lecture@travel-silkroa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