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韩昇 张达志
为庆祝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成立80周年，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6月26日至28日在复旦大学隆重召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著名学者130多人与会，发表了66场专题学术报告，收到学术论文70余篇，学者们以最新的前沿成果，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与东亚世界的内在交流，精彩纷呈，是一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研究盛会。
一、中国古代的社会转型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是中华民族适应时代变迁而历经社会转型发展而来。西岛定生认为秦汉二十等爵是古代国家的基本制度，藤田高夫在此基础上，指出军功爵推及百姓，始于秦始皇时代，而广泛出现于汉代，完成了军功制度的质变。孟彦弘《吴简所见“事”义臆说》认为从汉到三国，百姓向政府承担正式义务，泛称作“事”。至迟到北朝，下及隋唐，此“事”为“课”所取代，其转变是西晋占田课田制中“课”的使用。
汉帝国崩溃，是中古社会的一次重要转型期，魏晋隋唐的士族社会，其深厚的基础在于动乱年代出现的乡村组织，它游离于国家政权之外，为大族所控制，因此，统一国家首先必须将普遍存在的大族乡村组织纳入国家体制之内，韩昇《论桑田与北魏社会的转型》通过对桑田的研究，指出北魏均田制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与此后的均田制有着重要区别，标志着北魏社会的转型和国家政权的进一步成熟。洼添庆文《北魏的荥阳郑氏》则通过个案详细分析士族高门郑氏卷入北魏末期政治抗争以及其在东西魏分裂时期的重要作用，考察士族政治的具体形态。
文化在社会转型中也起了十分重要的变化和作用。严耀中《宗教异端与社会异端》，以中国佛教中的转化为例说明宗教异端与社会异端的关系。铃木哲雄《禅宗的转型》则具体阐述了禅宗在中国历史上的六个转型阶段。
商品经济发达条件下区域经济网络的形成，是唐宋之际的重要社会变迁，陈国灿《论两宋时期江南的乡村集市》对此作了探讨。到了明清时代，商品和人口的流动进一步加速，中国出现新的变化。郑炳喆《明朝前期华北地区的社会变化》通过对移民社区的分析，认为出现了“社民”（土著民）和“屯民”（移民）的“土客二元社会结构”，成为华北社会的基本结构。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探讨明代各地商帮的形成及其背景，指出商帮的兴起正是中国近世社会转型的具体标志。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从“早期工业化”的视角揭示江南市镇给传统社会带来的变革，论述江南市镇在城市化、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而商业化中的商人子弟教育问题，也引起学者的关注，张海英《从明清商书看商业知识的传授》对此作了研究。
明清时代保存的史料丰富，可以更加全面细致地考察社会各个方面的变迁，故学者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邱仲麟《明代的煤矿开采》，冯贤亮《疆界错壤：清代“苏南”地方的行政地理及其整合》，黄志繁《营前：一个赣南聚落12—18世纪的变迁史》，五彩缤纷。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研究清代驻防旗人对杭州归属感的产生及其与当地汉人的关系，给学界提供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时期的民族关系和身份认同的个案，饶有意思。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各个重要时期的转型，从理论到实证方面都提出了新颖的见解，创获良多，对今后的研究颇有启发。
二、传统文化及其变迁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在各个时期，多民族的融合中，多元文化的并存与融合，构成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的特点。本次会议，学者们对此作了精彩的讨论。
高智群《姓氏与图腾——兼评“商族鸟图腾说”》研究先秦姓氏的来源，指出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中国古代的姓氏来源于图腾。高智群与郭永秉合写的另一篇论文《<豳公盨>的古史考察——兼释铭文中几个相关的字词》，对三代文化提出新的考释。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认为“专制”说从出现到流行于中国学界与社会的过程，是中国近代遭遇危机的背景下人们在思想上遭受西方理论殖民的一个缩影。
李伯重《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质疑以往中国文明史研究中流行的“汉化=中原化”观点，讨论东晋南朝江东的主要文化类型和侨、吴、士、庶文化的融合，认为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采取的是“不同文化相结合，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的模式。关尾史郎《从史书与墓葬文物看魏晋时期的河西地域之多样性——以镇墓文与画像砖为中心》，从史书与墓葬文物两方面对魏晋时期的河西地域进行考译，说明“地域”是含有多层性多层次的社会。两篇论文，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礼和法是中国古代核心文化的两个方面，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本次会议也取得新进展。吴丽娱《<大唐开元礼>的册后之源》，通过对“纳后”与“临轩册命皇后”两仪礼的研究，指出两者有着不同的文化渊源和背景，“纳后”糅合东晋南朝与北齐、隋朝仪制，表现出重嫡轻庶、崇尚门第的特征；而“临轩册后”则发展了北朝突出皇后威仪的成分，成为显庆礼中体现武则天意志的新创举。陈江《明代中晚期的礼仪之变及其社会内涵——以江南地区为考察中心》，认为明代中晚期，婚、丧、冠、寿、社交等礼仪惯制发生不同于传统礼仪制度的诸多变异，江南地区尤为典型。
戴建国《唐代的杖刑及其演变》，指出唐代杖刑中先决杖、脊杖、臀杖、重杖的衍生，体现出刑罚逐渐加重的发展趋势，杖刑与各种主刑相结合，构成唐代刑罚体系的新内容。邱澎生《十七世纪中国的法律批判与法律推理》，讨论王明德《读律佩觿》中的法律批判思想，分析苏州、松江几件棉布业讼案的法律推理方式，阐述十七世纪以降“经济、社会”与“政治、法律”相互衔结的重要机制。
佛教是古代东方文明的重要部分，余欣《唐宋敦煌醮祭镇宅法考索》，研究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的醮祭镇宅法，结合传世文献，揭示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的特质。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私社的教育与教化功能》，依据社条、社文两类社邑文书考察敦煌私社的教育和教化功能，认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私社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儒家文化的教育和佛教的教育与教化两个方面。邓志峰《晚明师道内涵的转向——周汝登略论》，指出会通派王学的讲学实践，为晚明儒学本身增添了更多的宗教色彩。
徐泓《明代福建社会风气的变迁》，以福建社会风气变迁为范例，阐述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的发展，沿海地区日渐僭侈，而山区县乡因商品经济不发达而保持俭朴的差异。巫仁恕《晚明家具的商品化与文士的消费文化》则通过晚明家具商品化的过程，研究晚明城市化与乡绅城居化带动奢侈消费，指出消费文化在身份分化和市场区隔中的作用，论述士人所建立的特殊品味及其特有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胡阿祥《汉国号的沿用及相关问题述论》，杉村伸二《日本关于汉代国制史研究的动向与课题》，王永平《读<三国志·孙和传>、韦昭<博弈论>推论孙吴中期士风的变化与侨旧士风的差异》，王颋《元、明之际的华亭“璜溪吕氏”》，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古代文化的演变。
三、东亚世界的内在交流
古代中国文明影响深远，构成东亚世界的文化基础，因而为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其中关于汉字、官制、佛教、绘画、战争、贸易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重要方面。
平势隆郎《大国、小国的关系与汉字传播》，研究汉字在中国的传播与政治统一的进程，进而探讨了汉字在域外传播与东亚世界的形成。坂上康俊《日本舶来唐令的年代推断》，在天一阁新发现宋天圣令的基础上，重新考订日本古代法律文献所引用的唐朝法典，复原唐令条文，推断其年代，反映日本学界对唐令研究的最新进展。古濑奈津子《从书仪、书简看唐日古代官僚制度的特征》，研究敦煌书仪中“表状笺启书仪”和“吉凶书仪”，比照唐令，考察其在古代官僚制度中所起的作用，并与日本古代官僚制度进行比较。
唐朝法令制度全面输入日本，白村江之战是一大转机，金铉球《白村江战争与唐日关系的复原》考察了此间两国关系的重大变化。白村江战后，日本遣唐使成为唐朝文化传播的主要桥梁，最近在西安发现的遣唐使石碑，引起日本学界的热烈讨论，铃木靖民《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入唐时期、改名与出身》介绍了这场讨论的主要观点，并提出独自的见解。
中国的书画艺术对东亚的影响也是长久而深刻的，西本昌弘《日本僧空海带回的唐画“真言五祖像”》指出唐朝绘画对日本平安、镰仓乃至更远的后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中谷伸生《大坂画坛与清代的中国绘画——以沈南苹长崎派绘画的传播为中心》则探讨了清代绘画对日本的影响，两篇文章相映成趣。
东亚世界的商品交流，是学者关注的另一个方面，本次会议也不乏精彩的研究，荣新江《北朝隋唐流寓南方的粟特人》，考察了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进入中国南方的情形，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人或者信仰佛教的粟特人，开粟特人从海路和陆路进入南方的先河。黄纯艳《11—13世纪中国海外贸易繁荣与东南亚地区市场的发展》，指出中国民间商人、阿拉伯商人和东南亚本地商人共同构成南海贸易体系中稳定的贸易力量，而以民间商业势力为主导。松浦章《清代上海与沙船航运业》阐述上海沙船在长江以北海域商贸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呼吁加强对“五口通商”之前上海经济发展与沙船航运的研究，本文是其巨著《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研究》之后的又一新成果。
伍跃《宗藩关系之下的情报收集活动——以三藩之乱期间朝鲜来华使团的情报收集为中心》，探讨明清时代东亚地区关于中国情报的需求和收集情况。金钟博《明淸交替期中韩关系之变化与小中华论》则研究了明清之际朝鲜与日本独自的华夷观念形成过程，及其与清朝的关系。
四、历史文献的新发现及其研究
新史料的发现和文献的重新整理考证，是史学研究的根本基础。学者们对此重视有加，长期不懈地从事历史文献的研究，成就非凡。
河野贵美子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发现新史料，取得不凡的成就，这次她提交的《古代日本的佛家与汉籍》论文，介绍奈良兴福寺收藏写本《因明义断》（唐·慧沼撰）卷头纸背保存的古字音义注释，对比《玉篇》、《唐韵》等古代辞书，阐述日本古代接受汉籍的情况，指出在平安时代后期，日本也采用反切、训诂的方法阅读汉籍。泷音能之《日本古代的修史事业与<风土记>》则通过比较研究说明中国正史地理志对于日本古代修饰的影响，试图揭示日本的“风土记”与中国史学的关系。
近年来，与隋朝关系颇深的日本圣的台资的真实存在及其传记，在日本学界受到质疑，引起热烈讨论。榊佳子《<圣徳太子传历>与天台佛教》对此作了探讨，并从文献学的角度分析了圣德太子与天台宗的关系。
中国的文献史料大量保存在国外，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史料，就是摆在所有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王国维先生曾经提出有名的“双重证据”法，实际上，还可以加上利用国外遗珍、进而利用外国古史料这一“第三重证据”。
一般而言，史料随时代推移而越来越丰富，不仅数量成倍的增多，而且种类繁富，日记和民间文书就是重要的第一手史料。
邹振环《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提出日记的十四种分类法。王振忠《明末清初商业书序列的再确立——徽州出版商“西陵憺漪子”生平事迹考证》，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多种“西陵憺漪子”的著作补充考证徽州出版商“西陵憺漪子”的生平事迹，理清商业书及商人书系谱的混乱之处，解决了不少遗留问题。汤开建《明代中西关系汉文史料的发掘与利用》，将六种明人文集与西文文献相互参证，发掘明代中西关系的新史料，补正历史，颇有创获。
本次会议汇集国内外代表性学者，群贤毕至，佳作迭出，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展现了学术交流的国际性和前沿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