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主要分为主题发言、学术动态交流与自由发言等三个议程。会议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唐史研究的方法、最新的研究动态、学术交流的方式和对年轻学者的培养等问题。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先生做了“ 关于唐史学科发展与建设的几点想法 ”的主题发言。 他首先介绍了日本、欧洲以及台湾学者研究汉学和培养研究生的一些最新情况，认为外国学者与我国大陆学者相比，合作意识与团队意识比较浓厚，相互之间在信息和资料的沟通与交流上比较密切，他们除了有定期的和多种形式的学术聚会和研讨班之外，还充分利用网络的快速和便捷方式用于学术联系；他们对问题的研究往往做得比较认真扎实，既有传统的史学研究风格，同时又重视新理念、新方法和新领域的吸收、应用与探索，在研究生的培养和教育上也比我们的要求要高的多。由此带给我们许多启示与感想，我们的唐史学科研究究竟应该如何发展，起码也有两个方面的事情可做： 其一，应该借鉴和学习日本、欧洲和台湾学者的一些好的经验和方法，在北京的一些重点高校和研究所以联合或单独的方式举行以中古史为主题的系列循环演讲，或举办形式灵活多样的各种研讨班、学习班，以此来扩大研究信息的来源。同时，应该加强学者之间的合作，在对年轻学者的培养上，应注重扩大他们信息量和知识面，使他们具备扎实的学风。其二，应该充分认识和吸收唐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应该发挥史学评论的功能，很好地利用书评、文评等形式，把唐史研究中的一些新的、好的研究成果张扬出来，介绍给国内、国际学术界，以期引起相关的争鸣和讨论。此外， 他还就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的关系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历史学的研究是一颗常青树，历史研究是个本体，它的基础是事实和知识，因而应该是独立的。 在历史学的研究中，除了对本体的探讨之外，还应该从理论的解析和方法上有所吸收和突破，这就需要 利用和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在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吸收方面应该更多地表现在问题的提出方式上。

　　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先生就“近年来隋唐考古的新发现”做了精彩的主题发言。他首先指出今年是隋唐考古学界的一个丰收年，有一些重要发现并出版了 节愍太子 墓等 4 本考古发掘报告，这在过去还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他结合文献资料，用大量图片展示了金乡县主墓、康文通墓、节愍太子墓、灞桥考古以及周公庙发掘等的一些新发现，简要介绍了这些墓葬发掘及出土文物的状况，如镇墓兽数量的变化、细腰舞女俑以及胡人俑的发现、多人多墓室合葬葬俗等，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唐代的礼俗、艺术史、宗教史以及中外关系交流史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同时他还指出考古发现有时与文献记载并不完全相同，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纠正我们过去的一些传统看法，这一点应该引起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另外，他还认为，历史与考古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的，历史学的研究应该重视吸收考古发现的新成果。

　　围绕两位学者的主题发言，与会学者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就考古发掘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同时也对今后循环演讲的形式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解决的办法。在资源的利用和共享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宁欣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还发布了他们举办的有关讲座和研讨班的信息，欢迎有兴趣的学者和同仁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黄正建研究员还建议大家把各类有关唐史研究的信息贴到他们主办的唐史研究的网站上去，以便扩大信息的交流与传播。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王永平教授还发布了 2005 年 8 月中旬将在四川 广元 召开国际武则天研讨会的信息。

　　北京出版社的李君伟就2003 年隋唐五代史研究做了综述性发言，据不完全统计，2003 年有关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专著20余部，论文400余篇。总体的研究有以下特点：1 、对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关注较多，成果也较丰富；2 、综合多学科历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正在显现；3 、对军事、经济等传统领域的突破不是很大。综述全文已发表在《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4 年第 12 期上。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 赵和平教授介绍了2004 年7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国唐史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唐宋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韩国、日本和新加波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名唐史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唐宋社会变迁为主题，围绕着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方面展开了充分深入的交流探讨。他还重点谈了自己对于这次会议的认识。首先，会议论文的选题面很广，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从中可看到每位研究者的用功方向 ；其次，关于唐宋社会变迁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从北大到武大，从大陆到台湾、日本，再到这次昆明会议，可以看出学术界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走向；第三，我们的研究往往是详唐略宋，应该把时段放宽，真正把它作为一个“变”与“迁”的研究；第四，唐宋社会变迁从上世纪开始受到关注起，它就缺乏一种理论构架，大家众说纷纭，缺乏一种规则和对话机制，学者们应尽快寻求一个关于“变迁”内涵的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孟彦弘先生介绍了2004年9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关于唐宋土地问题的研讨与变革会议”的情况。这次 会议也是围绕唐宋变革为主题展开研讨的，另外一项 重要的议题就是纪念唐长孺先生逝世10周年。唐先生一生的研究成果颇丰、功力非常深厚，尤其是对中古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贡献非常大。反观我们现在的学术界有许多不好的现象，比如学术浮躁，一味的追求论文的数量，而忽视质量，这样下去，表面上看起来好象学术非常繁荣，实际上却产生了许多学术泡沫，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大家的足够注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侯旭东先生介绍了今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情况。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五十多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论文的议题非常广泛，覆盖面广，从先秦到明清都有，但大部分论文都围绕着主题进行论述。这次会议的特点是主题非常鲜明、很有特色，从社会与国家这样一个特定的视角来探讨汉唐历史的变迁，这在有关中古史研究的学术会议中还不多见。另外，此次会议的组织也很成功，评议者都是通过书面评议的形式进行评议的，严肃而认真。但存在的问题是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解不充分，有些文章套用西方理论，显得有些牵强，我们应该从中国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脉络出发来寻找其规律。会议还进行了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先生《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译本的首发式，该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黄正建研究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50周年所庆的情况。所庆期间历史所还邀请了林甘泉、张岂之、李学勤、李治安、宁可、李根蟠、李伯重、冯尔康、蔡鸿生、李华瑞、陈支平等十几位专家学者举办了系列论坛讲座，各位专家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了演讲，都很宏观、很有启发性。其中与唐史研究有关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宁可教授和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蔡鸿生教授的演讲。宁可教授演讲的题目是“隋唐的社会”，他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讲了6点对于隋唐社会的认识：1 、隋唐时期是一个宏勃、开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二个鼎盛时期（第一个是秦汉时期）；2 、长江以南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3 、历史轴心从东西方向逐渐向南北方向之间转移；4 、民族关系方向从北偏西逐渐向从北偏东方向转移；5 、第一个“世界帝国”的出现；6 、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的转型。蔡鸿生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唐代社会的穆姓胡客”，他认为过去研究中亚粟特有一个缺陷，就是重东轻西，他认为粟特分为东粟特和西粟特，我们一般研究的是东粟特，而对西粟特的研究不够，穆姓胡客就是属于西粟特。

　　张国刚教授介绍了清华大学召开的“多元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会议。他认为会议组织的方式规范，分组讨论比较充分。他建议学术讨论会应该以探讨真正的学术为主，学者之间应扩大合作与交流，建立一个真正的学术家园。最后，他还简单介绍了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刘 后滨先生 介绍了他们举办的“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的情况。此次会议值得重点介绍的是，中国历史学家开始重视从太平盛世视角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规律，这也是一个把历史研究深入的表现，因为以往学者大多把重点放在矛盾与斗争方面，忽略盛世，这也是一种把历史简单化的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魏明孔研究员缅怀了著名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介绍了金先生的生平和学术研究状况。 金宝祥先生是西北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甘肃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他于2004年8月27日逝世，享年91岁。他的主要代表作有《唐史论文集》和《隋史新探》等。

　　最后，王朝中、李鸿宾、王赛时、任士英、郝春文、娄建勇等人就个人研究状况、年轻学者的培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国家图书馆的孙学雷、史睿，故宫博物院的孟嗣徽等也发布了各自单位的最新相关信息。

　　本次会议为北京地区的唐史研究工作者们提供了一个接触和对话的平台，与会专家学者彼此平等切磋、亲切交流，深感获益匪浅。通过热烈的学术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和发展应该不断开拓新领域、新视角，采用新材料、新方法。本次研讨会受到大家高度关注与热情支持，与会学者对会议的成功举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学术联谊活动今后应该多举办一些。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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