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史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唐宋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唐史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唐宋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

综述
肖建乐

2004年7月25至28日，由中国唐史学会和云南大学联合主办，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中国唐史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唐宋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来自于大陆、台湾、香港、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名唐史方面的专家集聚一堂，大家以唐宋社会变迁为主题，围绕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展开了充分深入的交流探讨。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 80余篇，内容涉及唐宋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重要领域，反映了与会的中外学者关于唐宋研究的最新动向和最新成果。现按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三方面分别将本次讨论会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由于个人水平所限，浅薄谬误在所难免，还请各位专家、学者谅解。

• 政治

唐宋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期，唐宋文明承前启后，绚丽多彩。唐宋社会转型在政治方面表现尤为为明显，深刻影响着后世。政治方面的讨论集中在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法律、军事制度和对外关系等四大方面。

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云南师范大学何磊《 “武周革命”对李唐王朝的影响》认为武周取代李唐，客观上形成了武、李集团之间的矛盾。武则天去世后，这一矛盾多次爆发，并在三方面对唐王朝产生重大影响。一、对景龙元年太子重俊政变的影响；二、对景龙四年李隆基诛韦后的影响；三、对开元元年玄宗诛灭太平集团的影响。西北师范大学刘再聪《唐朝村正考》认为唐朝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除了里正外，还有“村”制度。村正长的职责是“检查非违”，同时也参与催驱赋役等事务，成为里正长的主要辅助者。唐后期，村正长职责日趋全面，村正长“催驱赋役”的职责在五代成为制度。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孙继民《汉唐盛世背景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认为汉唐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选择的路径不同，西汉王朝在汉初地方分权的背景下走中央集权化道路，而唐王朝则是在初期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走地方分权化趋势的道路。河北科技大学宋燕鹏《关于中古士族发展演变线索的一点思考》对中古士族发展线索进行回顾，认为士族发展不同步，而是地域群体的各个演变，并且强调了宗族聚居和谱牒在士族发展演变中的重要作用。日本早稻田大学石见清裕《 “晋王李克用墓誌”录文与沙陀的系谱》从分析李克用的墓志入手，来分析研究沙陀谱系。日本森部和石见通过对李克用墓志石和拓本进行多次调查，形成较为接近原文的录文。通过对录文解读分析认为，在沙陀族的谱系中，沙陀金山—辅国—骨咄支一系，应该可以被看作是突厥系。但是，根据该墓志可以进一步明确，被称为沙陀的种族，至少在 9世纪还不仅仅是纯粹的沙陀突厥，而是由于各种出身于吉尔吉斯族、粟特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的人构成的集团。山西文水县武则天纪念馆梁恒唐《武士彟在唐王朝》认为应该正确评价武士彟的历史功绩，作者以《册府元龟》、《攀龙台碑》为主线参阅《资治通鉴》等史料，从武士彟跨隋唐两代的一生经历分析，得出结论为他政绩较为突出，忠于唐王朝。陕西师范大学杜文玉《五代御史台研究》分析了五代御史台与唐代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五代御史台机构人员方面的变化；二是五代御史台职能方面的变化；三是五代御史台发挥作用方面变化。作者还具体分析了以上三种变化各种表现并深入分析了引起变化的原因，对研究五代职官制度和古代监察制度演变有积极的意义。上海师范大学严耀中《唐中后期宦官身份质疑》认为唐中后期内侍省官员并非都是宦官，并从五个方面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暨南大学勾利军《从唐前期东都职官称谓的变化看东都机构的发展脉络》通过对东都职官称谓变化的考察，认为称谓是随着东都机构的变化而变化，反映了东都机构发展脉络。唐前期东都机构的变化既说明了唐代官制的灵活性，也反映了当时政治宽松。台湾嘉义大学李昭毅《隋文帝时期官制述论稿（一）—以“罢乡官”为中心的考察》以开皇十五年“罢乡官”一事为中心，对隋文帝时期地方行政制度方面的变革发展进行初步的考察。认为“罢乡官”目的是使士族政治回归到官僚政治，恢复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韩国学者禹成旼《从 <改元光宅诏>的结构与性质来看唐代赦文的变化》认为古代赦文在唐以前主要是在司法上起作用，而从武则天《改元光宅诏》以后，唐代赦文的作用扩大到立法和政务处理，也反映了武则天提高自己威望、准备做皇帝的意图。

军事。台湾中正大学雷家骥《试论唐初十二军之建军及其与十二卫的关系》分析了十二军之建军构想、原理与编组建制，以及其与十二卫统率指挥和实际运作的关系。作者提出“军卫二重制”，即“军”统兵耕战，“卫”指挥宿卫，军、卫关系是军统卫指的统、指分离关系。李世民时将十二军罢废，回归十二卫统、指一体的统率指挥体制。河北师范大学宁志新《隋朝重装骑兵覆灭原因探析》简述了东晋十六国以来重装骑兵产生的过程和原因，探讨了隋朝重装骑兵覆灭的原因。原因有二，一是东征高丽时损失惨重，二是隋末农民起义军的打击。浙江大学卢向前《卢从史出兵山东与唐宪法宗用兵之关系》以卢从史第一次出兵山东与唐宪宗用兵关系进行论述，得出卢从史蒙受冤屈的事实。陕西师范大学黄寿成《唐神策军乐寿博野两行营考》分析了唐王朝在河北将神策行营设在乐寿、博野两处的原因，即控制河北和对付叛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彦宏《释“河朔故事”》分析了“河朔故事”的政治影响，认为安史之乱后唐中央对藩镇控制的国策是“放弃河北，控制其馀”。

法律和对外关系。南京师范大学刘曼春《唐前期法制研究》认为唐前期诸帝重视法治，在法制上多有建树，并颁布了先进完备的封建法典《唐律》；在现实中，以法制为主，辅之以道德文化建设。唐朝的法制保证了唐前期政治的清明和经济的繁荣。陕西广播电视大学贺润坤《论魏征的法律思想》分析了魏征法律思想形成的基础及主要内容，形成了以重民和重视君主个人修养为特色的法律思想。魏征的法律思想在贞观年间得以实践并进一步充实发展，对后代的封建统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陕西师范大学拜根兴《唐中后期赴新罗使节的行次、时间考辨》依据现存的文献金石墓志资料记载，对唐代宗大历初年到唐昭宗天佑年间赴新罗使节的行次和时间进行详细的考辩探讨。台湾侨生大学邱炫煜《唐代骠国献乐与中缅文化交流》检视了骠国献乐的来龙去脉，逐一分析献乐的各个过程，总结了骠国献乐的历史意义。

• 经济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同样，经济发展也是唐宋社会变革的内在推动力量，在唐宋社会变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经济方面讨论集中在土地制度、财政、历史地理和区域经济四个方面。

土地制度。厦门大学杨际平《唐宋土地制度的比较研究》认为唐前期绝大多数田地属于私有，汉唐没有实行“授田制”；宋代并非“田制不立”，“抑制兼并” 思想仍是宋代政坛的主流思想。北朝隋唐“均田制”成立之时，中国的土地制度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唐建中元年以后，中国土地制度的性质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云南大学林文勋《唐宋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及其效应》认为我国的土地所有权经历了从国家下移至地主再下移至农民的过程，唐宋处于这一下移过程的中间阶段。宋代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本质上承认了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唐宋土地产权变革的根本原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产权制度的变革又促进市场的纵深发展。经济的发展、产权制度的变革在唐宋社会变迁中起的作用是第一位的。云南大学张锦鹏《制度创新与唐宋时期农业经济增长》认为唐宋时期农业增长不仅呈现数量扩张型增长，而且呈现了质量提高型增长。推动唐宋时期农业质量提高型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制度，尤其是私有土地产权制度。

财政。日本劄幌大学高濑奈津子《唐朝穆宗时期以后的财政三司的人事变迁及财政制度》从人事任免的角度去研究财政制度，论述了唐朝穆宗时期以后的财政三司的人事制度不但同宰相，而且同皇帝及宦官都有深刻的关系。厦门大学陈明光《唐代后期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与南方经济建设》指出唐后期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中央集权削弱之际采取的一种带有权宜性质的财政管理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南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但不是唐中央出于发展地方经济而有意识赋与地方长官较多的财政自主权。南京师范大学刘进宝《“不办承料”别解》指出敦煌文书中的“不办承料”并非指不承担国家的赋役，而是指“无力耕种、不能耕种”。首都师范大学周尚兵《唐代的技术创新与社会变革》认为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唐代技术领域内系列创新与变革，引起手工业、农业、商业领域的转折性的变化，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劳动者的人身束缚得到相应程度的解脱，社会用工方式由此前的行政征集为主过渡到以市场调配为主。

历史地理。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唐代河西走廊交通道路考》结合作者多年来的河西实地考察、史地考证等方面的工作，从三个方面对唐代的河西走廊内的路线和地名进行了详细的考论。陕西师范大学赵望秦《说“龙城“》对王昌龄《出塞》诗中的“龙城”进行考证，认为“龙城”在唐代不是特指某一地点，而是泛指边城边关、边塞边境。

区域经济与城市经济。暨南大学刘永连《唐代流贬人员与岭南的开发》认为唐代大批官员流贬到岭南，促进了岭南文化品味的提高，促进了岭南地区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福建省委党校谢重光《唐宋之际福建社会的巨变》指出“安史之乱”后随着北方移民入闽和唐王朝加强对福建统治，福建逐步变成富庶繁荣的礼教之邦，集中体现在民族融合加剧、福佬民系形成和沿海发达地区社会风气丕变三个方面。陕西师范大学薛平拴《隋唐长安商业市场的繁荣及其原因》描述了隋唐长安商业市场繁荣的表现，从四个方面探讨了长安商业市场繁荣的原因：国家的统一、社会安定；水陆交通的发达及西域商路的畅通；长安及关中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长安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独特地位。北京师范大学宁欣《唐代长安的街——线形空间在突破坊市制度过程中的作用》关注唐代坊市制度破坏的渐进性，即街道在突破坊市制度中的作用。详细论述了“街”在坊市向街市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了“侵街”的表现，即时间上“侵街”和空间上“侵街”。

• 文化社会

文化社会是唐宋社会变迁最直接的表现与反映，也是本次研讨会讨论的热点。文化社会方面讨论分为祭祀与信仰、礼仪、家庭婚姻妇女、教育与艺术、宗教、文化变迁与唐宋变革六大方面。

祭祀与信仰。复旦大学余欣《唐宗敦煌社祭变迁略考》对唐宋之际敦煌社祭变迁过程进行考察，并分析了唐末五代敦煌社祭衰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变革带来信仰世界的改易，另一方面是由于社神被诸多新神祇所取代。这也为探索中国万神殿比喻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雷闻《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兼论“淫祠”与“祀典”概念的落实》将地方祠祀置于国家礼制的整体系统中研究，通过对唐宋政府地方祠祀政策施行及其变化的具体分析，说明随着唐朝国家政策与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淫祠”与“祀典”的概念也从儒家经典中的抽象原则得到具体落实。新加波国立大学李志贤《唐人宋神：韩愈在潮州的神话与神化》从个案入手研究地方信仰与祭祀，分析了韩愈在潮州的政绩及其对潮州的发展和潮人心理产生的长远影响，探讨了韩愈在宋代被神化的原因，并从文化学上给予合理解释。

礼仪。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古濑奈津子《唐代的书仪和古代日本的书简》通过对“正仓院文书”和《万叶集》书简的分析，认为古代日本书简大多用于公务，后期受唐朝书仪的影响，逐渐出现私人书简。并探讨了日本到八世纪都没有出现类似于书仪的书简范本集的原因。日本学术振兴会野田有纪子《日唐卤簿制度的比较》对唐、日卤簿令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认为日本没有完全继承唐代的卤簿令。日本和唐朝的卤簿制度，都是在与各自的国家秩序的紧密结合中形成的，反映了各自国家秩序及其变化。

家庭、婚姻、妇女。清华大学张国刚《唐代婚姻礼俗与礼法文化》以小说资料辅助结合《大唐开元礼》等礼仪制度分析唐代婚姻礼仪，认为唐代婚姻礼仪并不完全根据礼法的约束。从唐初压制旧士族为代表的礼法文化，随后经历了一个从不讲礼法到遵从礼法的过程，进而逐渐影响到民间遵从礼法，这反映了唐代社会对士族的社会价值观、伦理观等所谓礼法制度的认同。首都师范大学金滢坤《中晚唐五代科举与婚姻观念的变迁》认为中晚唐科举制度社会地位得到大幅提高，婚姻观念也随之转变。中晚唐五代世人婚娉逐渐以门第、科名并重，改变了唐朝前期世人婚娉重门第的观念。青岛大学纳春英《唐人的时尚》探讨唐代妇女时尚与气候、国势盛衰以及男权的认可之间的关系。敦煌研究院卢秀文《中国古代妇女与敦煌妇女粉脂妆》按时代分期探讨了古代妇女与敦煌妇女粉脂发展的特点，认为历代崇尚妇女妆饰的审美观，经历了质朴向富丽、自然向浓艳的变化发展过程。

教育与艺术。台湾中正大学黄俊文《唐代中央官学之渊源》认为唐代中央官学的设立是沿承前代而建立，在中国教育史上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并进一步探究各类学校发展的渊源、演变、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吴丽娱《谁是白居易 <新乐府·官牛>诗中的右丞相——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补证一则兼辩牛李党争起源问题》解析白居易《新乐府·官牛》诗，认为其中的右丞相是李吉甫，左证了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牛党之争起源于元和三年制举”说，并进一步说明白居易诗的党争背景。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李丽《库木吐拉石窟的壁画艺术》介绍了库木吐拉石窟的洞窟的分布以及各阶段洞窟的形制、题材、布局，对各阶段洞窟的时代作出简要分析，为龟兹社会形制的进一步分析研究提供了资料。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王建林《“根”——克孜尔千佛洞的稀世之宝》对 1999年克孜尔千佛洞窟出土的一件兽头衔人根的陶制品结合史籍分析研究，为研究龟兹佛教圣地是否存在“生殖崇拜”提供了依据。

宗教。首都师范大学刘屹《从“圣母神皇”到“圣神皇帝” ——李唐与武周国家意识形态变化的象征》探讨了“圣母神皇”和“圣神皇帝”这两尊号的异同以及各自产生的背景，认为此二尊号的变化反映了武周王朝在某些意识形态领域中延续李唐。陕西师范大学韩香指出唐代外来宗教因经中亚而带有显著的中亚风格。

文化变迁与唐宋变革。首都师范大学王永平《试论唐宋文化面貌的局部更新》认为唐宋之际的文化面貌发生了重大变迁，但不是文化类型与文化模式的根本改变。作者总结了唐宋文化不同的时代特色，并着重从历史地理环境变化角度分析了唐宋文化局部更新原因。陕西理工学院梁中效《唐宋社会变迁与中华文明的转型》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为西部时代与东部时代。西部时代的全盛期在唐，以“马”文化著称；东部时代的开端为宋，“船”文化兴起。唐宋是宣武播文型文明向文治靖国文明的转变时期。黑龙江大学霍明琨《 <太平广记>与晋唐时期的大众文化》通过《太平广记》解读传统大众文化，可看出晋唐大众文化中神秘文化占有较大比重，神秘文化中的鬼神与命运观念的形成分别受道家和佛家影响，在这背后反映了人类共同原始意象——“生”与“死”。中国社会科学院黄正建《唐代的“士大夫”》通过对“两唐书”与《宋史》中所载“士大夫”一词使用情况的比较分析，认为唐代“士大夫”称谓是一个不确定的称呼，而宋代才形成了一个 “士大夫”阶层。台湾佛光大学龚鹏程《唐宋文化变迁之研究》旨在全面省察中国文史学界历来对于“唐宋文化变迁”论题的研究方法与学术成就，认为中唐以后整个宋代文化是从自觉反省精神发展而来的，是一种透过“诠释”以复古的新文化创建历程。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唐宋更替：平等与效率的历史转换》认为由唐至宋，政治上由追求效率转向寻求平等，而经济上由寻求平等转向追求效益，使政治与经济存在内在矛盾，最终导致唐宋经济文化高峰被自身吞没。

按照学会章程，本次年会顺利完成理事会改选。会议选举张国刚为会长，陈明光、荣新江、杜文玉、辛德勇、武建国、冻国栋为副会长，杜文玉（兼）为秘书长，宁欣、薛平栓为副秘书长。选举王援朝、王永平等 38名理事，并由理事会聘请雷家骥（台）、罗永生(港)、赵雨乐（港）等三人为学会理事，产生了由41名理事组成的新一届理事会。理事会还决定再为台湾预留二位理事名额，以待以后补充。

中国唐史学会联系信箱：lecture@travel-silkroa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