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史学会—论墓志在古代家族史研究中的价值

论墓志在古代家族史研究中的价值

——以唐代宦官家族为中心
杜文玉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家族延续和家族传统的国度,家族观念十分强烈,全国的人群实际上分属于众多的大小不等的家族或宗族 ,即使内迁的少数民族亦不例外,大到王朝统治、地方政权,小到村社组织,无不和家族(或宗族)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改朝换代实际上也是一个家族取代另一个家族的统治。许多家族的延续并不随着改朝换代而中止,其势力往往要延续较长的时期,一句话要研究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制度,不研究古代家族史是不行的,故近年来兴起的家族史研究热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宦官家族问题是中国古代家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乏这一部分的研究,则家族史的研究将残缺不全,直接影响家族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墓志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哪些方面的价值，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学界指正。

一

众所周知，唐代是我国宦官势力极度膨胀的一个历史时期，专权擅政，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势力长期得不到抑制，并有愈来愈烈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少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探讨，其中日本学者认为宦官诸职制和假子制是宦官获得权势并能长久持续的原因。[1]而宦官大搞假子制的载体则是其通过娶妻养子所建立的家庭，这种宦官家庭的不断分化繁衍并世代延续下去，就构成了宦官家族。在唐代这种宦官家族很多，绵亘百年者比比皆是，有的甚至直至五代时期仍然具有很大的势力。[2]因此唐代宦官家族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家族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研究唐代社会史和政治史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史籍中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比较稀见，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陷入史料极度缺乏的困境，一直很难深入下去。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只有很少的论著问世。[3]近年来随着大量墓志的出土以及对历年出土的墓志的整理出版，为学术界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有力地促进了古代家族史包括唐代宦官家族的研究，相继出现了一批论著。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种研究起步较晚，目前成果并不很多。

墓志对唐代宦官家族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对史籍记载不足的补充。如《新唐书》卷207《高力士传》载：其为“冯盎曾孙也。圣历初，岭南讨击使李千里上二阉儿，曰金刚，曰力士，武后以其强悟，敕给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养为子，故冒其姓。”另据《旧唐书》卷109《冯盎传》载，他家在岭南世为大首领，唐高祖任其为高、罗等州总管，封吴国公，其诸子分任各州刺史，家有“奴婢万余人，所居地方二千里”。这样一个大家族的后人如何会沦为阉人？高力士的父亲又是何人？他家是何时破落的？所有这一切史籍中均未见记载。最近出土的《高力士墓志铭》对这些问题均有较详细地记载，原来高力士本名冯元一，其父冯君衡，任潘州刺史，圣历中由于朝廷派往岭南的按察使的诬陷，武则天遂罢去其父之官，并籍没了家产，致使高力士10岁时便与父母分离，[4]被李千里献入宫中当了宦官。此外，高力士生身父亲冯君衡的墓志、[5]养父高延福的墓志铭、[6]其兄高元珪的墓志、[7]其五代孙高克从、六代孙高可方的墓志等，[8]陆续出土和整理出版，再给合史籍记载，终于使我们可以搞清这个家族的渊源及其后世的延续情况。[9]如果没有这些墓志的出土，这个历史问题恐怕是很难搞清楚的，也许就永远成了一个历史之迷。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唐穆宗时任知枢密事，文宗时任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的王守澄，新旧《唐书》皆为其立有专传，但对其家世却只字未提，只记载了其弟为徐州监军使王守涓。《新唐书》本传说：“王守澄者，史亡所来”。但是据其兄弟《王守琦墓志》载，其父为王意通，任朝散大夫、内酒坊使，王守琦本人任内府局丞同正员。可见这个家族也是一个宦官世家。

墓志对史籍的补充还表现在其对宦官籍贯记载的欠缺方面。研究古代家族史当然离不开对研究对象籍贯的考证，由于旧史官对宦官阶层的偏见，有关宦官家世的记载或略而不谈，或草率从事，使研究者很难从史籍中寻觅到有用的史料。史籍在这方面的疏漏，对墓志而言却是必须要记载的内容，遂为研究者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由于唐代宦官人数极多，下面仅举几位地位较高的大宦官为例，以说明这个问题。如唐德宗、唐顺宗时期任神策中尉的杨志廉，两《唐书》均未记其籍贯，其墓志记其为云阳人；唐宪宗时期担任过枢密使、神策中尉的梁守谦，其籍贯也未见于史书记载，而其墓志记为安定人；神策中尉刘弘规，其墓志记为云阳人；枢密使王元宥，其妹墓志记为太原人；神策中尉副使闾知诚，其墓志记为京兆府人。需要说明的是，宦官墓志所记载的本人籍贯并不是完全可靠，也存在一个考其真伪的问题。如上面所提到的杨志廉，其子杨玄略的墓志就记其为弘农人，明眼人一看就清楚，后者所记并不真实。因为弘农杨氏自汉代杨震以来，就成为所谓的名门高族，凡姓杨的多有冒充者，杨玄略与杨志廉既为父子，本应为同一籍贯，同一家族如何能有两个不同的籍贯呢？再如高力士的养父高延福，其墓志说他是渤海人，同样也不可信。[10]渤海高氏是著名的士族，在崇尚门第的唐代，这样的家族如何会出了一个宦官呢？显然是胡乱攀附，以抬高延福的社会地位。在唐代凡刘姓宦官多记其是彭城人，李姓宦官说是陇西或赵郡人，王姓宦官说其是太原人，诸如此类，虽不好说全是有意攀附，但恐怕大多都是不可靠的。另外，还一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即唐代宦官的墓志在记其籍贯时，有时记其真实籍贯，有时却记其收养之家的籍贯，须要认真进行鉴别，切不可掉以轻心。

对于史籍记载的宦官世系之不足，墓志往往也有所补充。如有的学者在研究杨志廉家族时，主要依靠史书的记载，对杨志廉之前的世系情况只字未提，而《杨志廉墓志铭》却对此有详细地记载，[11]其父为杨延祚，任内常侍。另据其侄女《刘渶润妻杨氏墓志》载，杨志廉的祖父为绥州义合府折冲都尉杨待宾。[12]关于杨志廉之子，史书中仅记载了杨钦义一人，而据杨志廉墓志载，还有杨钦济、杨钦则、杨钦政、杨钦穆等人，另据其妻刘氏墓志载，其长子为杨定之，[13]杨钦义只是其最小的养子。关于杨钦义之子，史书仅记载了杨玄翼、杨玄价、杨玄实三人，而西安出土的《杨玄略墓志铭》，据志文墓主仍是杨钦义的长子。[14]史书记载杨钦义孙辈有唐末大宦官杨复恭、杨复光，据此墓志还应有杨复均、杨复操等人。[15]这种例子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

对于史籍未记载的古代家族，往往在墓志中有比较详细地记载，这是墓志史料价值最重要之处。对于宦官家族来说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旧史官的偏见，在两《唐书》中立有专传的宦官必定只是极少数，对于大多数宦官来说是无缘见于正史记载的，至于其它文献即使有记载，顶多也是只言片语，这样就使得不少宦官家族逐渐湮没无闻了。随着大量唐代墓志的出土，其中也包括不少宦官墓志，使得我们掌握了不少这方面的珍贵资料，从而使研究曾在唐代广泛存在宦官家族成为可能。

如唐宪宗时期的大宦官刘光琦，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对其事迹只有十分简略地记载，至于其世系及家族情况无一字提及。而其子刘渶浰墓志的出土，遂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个家族的基本情况，再结合《刘仕甫墓志》、《刘渶润妻杨氏墓志》以及史籍记载，这个绵延六代涉及数十口人的大宦官家族的情况便基本搞清楚了。[16]再如与刘光琦同时代的又一大宦官梁守谦，两《唐书》未有专传，《册府元龟》卷665《内臣部·总序》载：“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其所记载的枢密使始置时间是否可靠，姑且不论，但梁守谦在当时地位显赫却是不争之事实。据《资治通鉴》等书记载，梁守谦后来还担任了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唐宪宗死后，梁守谦等杀死欲立澧王为帝的左神策护军中尉吐突承璀，拥立唐穆宗即皇帝位。唐敬宗被杀死后，梁守谦又联合其他宦官诛杀乱党，拥立文宗即位。就是这样一位在唐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不仅正史中无传，包括其它文献在内，均对其家世无只字记载。幸有《梁守谦墓志》存世，加上《梁守谦功德铭》等石刻资料的记载，才使得其家族世系及其生平事迹没有被完全湮没。

吴承泌家族也是一个被史籍漏载的家族，吴承泌不仅正史无传，其它文献也未对其生平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但是吴氏家族却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宦官世家，《吴承泌墓志》与《吴全缋墓志》对这个家族有详细地记载。吴承泌的高祖吴晏，任监军使、内府局令；曾祖吴士偘，任内给事；祖父吴德鄘，任右领军上将军、弓箭库使；父吴全绍，任内给事；伯父吴全缋，任盐州监军使；吴承泌本人历任学士使、宣徽北院使、枢密使等官职；其共有三子，吴修辞、吴修睦、吴修礼。此外，他还有一位兄弟吴知象，侄子吴恕己。其中吴德鄘官至弓箭库使，地位已经相当高了。吴承泌本人曾任枢密使，是所谓“四贵”之一，更是地位尊贵。从以上吴氏世系情况看，这个家族无疑也是一个宦官世家。

在唐代除了上层宦官世代娶妻养子形成世家外，广大中下层宦官只要财力充许也都纷纷成家立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宦官家族群体。对于这一部分宦官家族，由于史官偏见和其政治地位不高等因素的影响，多不为史籍所记载。这种情况的存在，使我们很难了解唐代宦官家族的整体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整个唐代社会状况的了解。在已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就有不少是这类宦官，由于它们的记载使得这部分宦官家族的情况逐渐为学界所认知。如李从证家族，从其祖父李进超起，世代为宦官，李从证兄弟三人，一为监军使，一为宫教博士，一为内仆局丞。李从证有养子李敬融，因年幼尚未入仕，但其堂兄李敬实却是一个颇有相当地位的宦官，历任监军使、市船使、军器使等职。李敬实的祖父在唐德宗时为宦官，其父为监军使，李敬实本人唐宪宗时入宫，宣宗末年死，共有4子1女。[17]如从李进超时算起，这个家族已经历时近百年了。再如武自和家族，他的曾祖、祖父都未曾入仕，其父武温“累有官秩，不显于位”，可能是一个小宦官。武自和本人在唐宪宗时入宫任军器使监作，历任神策军征马使、福建监军判官、殿前内养、内府局丞、美原监军使等官，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等五朝，死于会昌元年九月。其子武宗礼，任宫教博士，也是一位宦官。[18]焦仙芝也是一位具有相当地位的宦官，其曾祖父焦大冲，任房州刺史，还不是宦官。其父焦奉超，任右卫大将军同正员、内侍省内侍知省事，封广平县开国公，是一个地位颇高的大宦官。焦仙芝在唐武宗时任内寺伯同正员，封广平县男。其弟焦仙晟，任内常侍、行内寺伯、武德使。焦仙芝之子焦惟彦，任内府局丞、上柱国，有一女嫁给了另一宦官家族吐突氏。[19]牛维直家族也是唐后期一个典型的中层宦官家族。其祖父牛义，任内仆局令，兼口味库使，他有一个“奉天定难功臣”的称号，可见其是唐德宗时的宦官。其父牛实诠，任宫闱局令同正员，上柱国，赐绯鱼袋。牛维直为其次子，唐宣宗大中三年入宫，死于唐懿宗咸通四年，时任内仆局丞同正员、上柱国。其共有4子，长子牛存周，任宫教博士；次子牛从建，任左三军押衙；三子牛从珪，骁骑尉；四子牛从彦，尚未任职。牛维直的几个儿子除长子无疑是宦官外，其余诸子身份不明，但不排除其中也有宦官，很可能因为地位较低，尚未任实职，故墓志未作记载。牛维直的墓志只记载了四代人，但从“公之六世并知名当时，有匡辅之号焉”等句看，这个家族至少有六代人为宦官。[20]

以上这些家族只是现已知道的唐代中层宦官家族中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宦官家族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介绍，如《李令崇墓志》记载的李氏家族，《朱孝诚墓志》记载的朱氏家族，《王公素墓志》记载的王氏家族，《似先义逸墓志》记载的似先家族，《丁承义墓志》记载的丁氏家族等，都是属于这个阶层的宦官家族。需要说明的是，上面列举的这些家族也同样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远远不能反映现已发现唐代中层宦官家族的全貌。

三

唐代宦官墓志的价值还表现在对宦官家庭内部结构与婚姻的研究上。这一问题对研究宦官家族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搞清宦官家庭的内部结构，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研究可以探索唐代宦官家族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并获得权势的根本原因。

唐代宦官的家庭结构长期以来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空白，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史料的缺乏，而墓志的记载恰恰可以大大地补充这方面的不足。从已出土的唐代宦官墓志看，通常都记载着墓主的祖先、配偶、子女等情况，有的还记有其兄弟的情况，通过对这些记载的分析研究，就可以搞清唐代宦官家庭结构的基本情况以及与当时普通家庭的异同。以杨志廉的墓志为例，不仅记载了其父的情况以及他本人在家中的排行，对其养子、妻子的情况均有记载，最为可贵的是，墓志在记载了杨志廉的前妻刘氏后，还记载了其续弦南宫氏的情况。这些记载对我们了解唐代宦官的家庭结构都很有价值。无独有偶，《程希诠墓志铭》也记载了其先后娶过两位妻子的情况，其前妻杨氏早死，故与其合葬一处，续弦李氏，“孀泪枕苫，追念无及”。[20]就这说明宦官家庭尽管无夫妻生活之实，与普通人家一样，在妻子亡故后，也普遍存在着续弦的现象。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的存在，是宦官自卑心理的生动反映，所以时时处处都力争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唯恐别人看不起。

墓志对宦官婚姻状况的记载也十分丰富，笔者在这里主要就宦官家族之间存在的婚姻关系，谈一点初步的看法。从已发现的唐代宦官墓志来看，宦官家族之间互相联姻的现象十分普遍。据《仇文义妻王氏墓志铭》载：王氏共收养了6个女儿，其中就有5个女儿嫁给了其他宦官家族，而王氏本人也出身于宦官家族，她的二哥王元宥在唐宣宗时任枢密使，丈夫仇文义为忠武军监军使。[21]又据《唐故太原郡王夫人墓志铭》载：其为内常侍、教坊使王日盈之女，嫁给了宫教博士梁某为妻，共收养了3男1女，女嫁于张氏，[22]不知是否也是一个宦官家庭。宦官家族之间互通婚姻，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实际上是唐代政治一个侧面的反映，尤其是上层宦官之间的互通婚姻，这个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唐代上层宦官之间的这种婚姻关系十分普遍，稍举一二例，即可看清这一问题。如上引墓志所说的仇文义夫人王氏，就出身于一个上层宦官家族，据墓志载，王氏家族五世为宦官，其兄长王元宥在唐武宗时任枢密使，权势很大。其夫仇文义乃是著名大宦官仇士良的叔父，因此仇氏也是一个地位显赫的大宦官家族，其墓志也说：“惟仇氏、王氏，家声赫弈，枝派蝉联”。可见这两家地位之高。再如杨志廉家族，据其墓志载，早年他本人曾受大宦官刘清潭的提携。另据其妻刘氏墓志载，其为内常侍刘守志之女，[23]刘守志就是一个上层宦官。而杨志廉的侄女又嫁给了神策军副使刘渶润，刘渶润是著名大宦官刘光琦之子。[24]上层宦官家族通过婚姻建立的这种关系，使得他们之间“枝派蝉联”，盘根错节，形成了家族集团，从而使其结成了政治联盟关系，对唐代的社会政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唐后期南衙朝官与北司宦官之间的政治斗争，往往最后都是以南衙失败而告结束，原因固然很多，但宦官家族之间这种关系的存在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此外，宦官家族之间的这种关系使他们在政治上相互提携，经济上互相关照，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也是唐代的宦官家族能够世代延续，长期生存的一个原因。

总之，墓志对唐代宦官家族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果认真发掘这方面的史料，将其用于进行整个古代家族史的研究，将会取得更多更大的成果。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墓志的出土，一定会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深入发展。

注释：
[1]矢野主税《唐代宦官权势获得因由考》日本《史学杂志》第63卷，1954年第10期。
[2]见拙著《唐代权阉杨氏家族考》《`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仅有陈仲安的《唐代后期的宦官世家》一篇论文，见《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4]见《全唐文补遗》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需要说明的是：这篇墓志虽然史料价值很高，但关于冯氏家族被诬陷而遭籍没的时间记载并不准确，而应在长寿二年。参见注释9。
[5]《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6]见《金石萃编》卷75，1921年扫叶山房本。
[7]《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8]均见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9]参见拙著《高力士家族及其源流》《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0]以上墓志的出处参见拙著《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辑，不再一一注明。
[1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1991年版。 [12]《八琼室金石补正》卷72。
[13]《全唐文补遗》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
[14]同注[11]
[15]其文出处同[3]
[16]参见拙著《唐代宦官刘光琦家族考》《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
[17]见《唐故陇西李府君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西安东郊出土唐李敬实墓志》《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18]《武自和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
[19]《焦仙芝墓志铭》《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0]《全唐文补遗》第6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
[21]《全唐文补遗》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 [22]《全唐文补遗》第3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
[23]《杨志廉夫人刘氏墓志》《全唐文补遗》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
[24]同注[16]

（原载《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朝华出版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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