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玖：男，历史学家，现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元史。1938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1939年以一篇《元代回回考初稿》的论文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其代表作有《隋唐五代史纲要》、《元史三论》等。在他六十年治学生涯中始终与"马可·波罗"研究有关。他最先从中国史籍中找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踪迹，考证出马可·波罗离华的确切年代。针对海外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疑问，杨志玖花了大量精力，史海钩沉，以文献记载为依据，一次次回答和驳斥了各种挑战，在对历史真象的反复追询中更坚定了研究的信念。

    现在他正准备把几十年研究成果，共15篇文章汇编成一本书，书名为《马可·波罗在中国》。该书将由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杨志玖生前照片

1941摄于昆明

    我当面向杨志玖先生请教，是1985年在昆明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回族简史》座谈会上。此前已和杨先生有书信往来，我提交该次座谈会的论文《“回回”一词和伊斯兰教》，会前已寄呈先生指教。杨先生到达云南特别高兴，因为这里是他40年前（抗日战争时期）学习和工作的地方。 1938年先生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1934年考入，毕业时在云南蒙自）。1939年考入北京大学文 科研究所攻读元史，1941年毕业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的南开大学历史系，后又借调到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助理研究员，1946年和南开大学历史系回天津。云南8年，杨先生开始对元史和元代回族史进行研究，写了《说元史中的回回、回鹘与畏兀儿》、《元史与中国回教史》、《元代回汉通婚举例》、《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关于赛典赤》、《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生年问题》以及《释阿衡》等文章。为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1939年秋写出《元代回回考初稿》，约2500字（报考研究生湏先交论文），奠定了研究元代回族史的坚实基础。由于马可波罗研究是元史研究的一部分、马可波罗游记中又有许多回回资料，杨先生还开始了马可波罗的研究。他在读《永乐大典》时，发现两条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关键性材料，写成《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在顾颉钢主编的《文史杂志》上发表，震动中外；马可波罗的研究又拓宽为中外交通史研究。此次到云南时，杨先生已70高龄，和中青年代表一起到处参观访问，兴奋之情不能自抑。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元代回族史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收入座谈会的论文选编《回族史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中。
    1986年，我收到杨先生惠赐的《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其中回回论部分收有云南时写的四篇文章，其它九篇是以后写的，共十三篇。我通读这些文章，深感杨先生治学严谨，学风札实。俗云“文如其人”，先生的文风和其为人那样质朴无华。我指导回族史研究生学习这些文章，作为基本教材。其中原刊《历史研究》的《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一文我读了多遍。
    1989年，《天津回族简志》评稿会在天津举行，我又一次见到先生。在参观天穆村等活动中，我和先生同乘一辆面包车，同坐一排的两个座位，无拘束地交谈（更多地是我向先生汇报、请教）。当谈到明代开国大将常遇春、胡大海、沐英、冯胜、丁德兴等人的族籍时（当时明代《回族人物志》已出版），先生问我有什么确凿材料证明他们是回族。我就我知道的向先生述说。先生嘱我写一篇文章。后因资料零碎未能成文。未完成先生的嘱咐。
    1990年第六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在济南举行。山东是先生的老家。会议组织者和与会代表，都以杨先生到会感到荣幸和高兴。我带的两个回族史研究生正巧是山东籍的，得到杨先生的特别关爱，在大明湖游艇上合了影；在游趵突泉时，我令两个学生随侍先生左右，先生已是75岁的老人。
    1993年，我的《回族伊斯兰教研究》出版，寄呈先生指教。先生以《回族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为题写了书评，先刊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后又刊台湾的《中国回教》。我将后者复印件寄先生，先生说：“这在南开甚至天津是找不到的。同时，我因健康关系，即令天津或南开有此杂志，也很难知道，因很少出门。”又说：“近年视力愈差，兼之腰痛，工作时间少而效率低”。先生“文债太多”，而又“不读全书不写书评”，挤时间为拙书写书评我很感激，视作先生对我这个后学的鼓励。
    1994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为先生庆80大寿，出了庆寿文集《中国史论集》。先生嘱系唐元史研究室寄我一本。《论集》收有中外学者写得文章，显示了先生在学界的威望；《前言》部分述先生生平和学术活动，书末的《杨志玖教授论著系年选录》开列先生著述目录，使我看到先生学术成就全貌，更增加了对先生的敬佩。
    1997年底，《中国民族百科全书》编辑工作开始，我为回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卷主编。我请先生当顾问（还有白寿彝、纳忠等），写个人学术小传。先生说“顾问固不敢辞”，亲笔写了近千字的个人小传。我将小传列入回族篇的“知名人物”栏。回族知名人物共收100人，按生年排列，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2000年10月，我喜出望外地收到先生新作《马可波罗在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这是先生终生研究的课题。如上述，早在云南时先生已写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著名文章，以后继续研究，1986年出版的《元史三论》中有一组文章是这方面的。1991年，杨先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纪念马可波罗离华7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宣读了《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剖析怀疑论者的论据和心态》，马可波罗研究告一段落。转移精力于元代回族史研究。正当杨先生开始写元代回族史的文化部分时，国外某“权威”著作出版，极力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为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先生奋起应战，在过去发表过的“诸论文的基础上，并依据论文的性质编排了次序，改正了某些错误和增删了应予补充或删节的内容”，完成《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为马可波罗研究画上圆满句号。
    记不得从哪年起，我逢年给先生寄贺年片，祝先生健康长寿、健笔凌云。先生总是回我一张，但一般不写新年快乐这类的话，而是写学术内容，不啻一封学术信件，我都保存。去年收到先生贺年片，是别人代写的，“杨志玖”三个字是先生的亲笔，我知道先生年老体弱、视力不济。今年收到的贺年片是先生亲自写的，十分高兴，但由于视力关系没按贺年片上的姓名、地址格式写，而是满纸面写的。没想到几个月后先生竟去世了。
    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当即发去如下唁函：
    惊悉杨志玖教授逝世，深致哀悼。杨教授是著名的隋唐史、蒙元史、中西交通史专家，还是元代回族史专家。他的学术成就和优良学风，受到史学界普遍称颂。我作为回族史的后学，得到杨先生的鼓励和指教，对他的逝世由衷地感到悲痛。
    回族学术界又失去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和导师，我们更应加紧努力。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